郎红浣小传

叶洪生/文

若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资格之老、辈分之尊，殆无人能出郎红浣之右。他不但是台湾最早从事武侠创作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开启此地报刊连载长篇武侠小说的第一人。这位“台湾武侠先驱”所代表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值得专章深入探讨。

郎红浣，本名郎铁丹（1897—1969），祖籍长白山；出身于满洲八旗中的钮祜禄氏，为清廷宗室贵冑子弟，祖上世代均为武官，镇守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居庸关。郎家人有一说，其祖曾奉派出任“江南七省八旗都统”，却因铁船弊案触怒西太后而畏罪自杀。其父郎纯一被下放福州治下某县，做了末代县太爷。总之，其家世可谓暧昧不明，介于迷离惝恍之间。

据称，“铁丹”之名系西太后御赐，取“铁券丹书”之意，极表荣宠。铁丹自幼锦衣玉食，过着京里“小贝勒爷”般的贵族生活。然不幸在三岁时其生母早逝，由继母林氏（为晚清名臣林则徐侄女）所设家塾教养长大；至九岁时复又丧父，顿失所依。故其童年时期即父母双亡，遭逢人伦惨变；幸有林氏继母一肩扛起衰败家业，苦苦撑持。但小铁丹再也不能继续养尊处优下去，他必须自食其力，学习日常生活技能。

据明日工作室《向武侠大师致敬——武侠60》纪录片导演华志中专访郎氏子女郎志坚、郎知平二老所记：郎红浣生性叛逆，**不羁。但在继母的**下，打下了良好的文史基础；且精通音律，善于度曲吹箫。1912年民国鼎革，清帝退位，十五岁的郎铁丹随外公南下福建林家依亲。他先到福州马尾造船厂充当学徒，得机缘拜福州鼓山寺方丈为师，修习武功。据说在法会中他能手持一米长的木槌，敲打大如人头的木鱼诵经达一炷香之久，可见其功底之厚和臂力之强。因此年轻时好勇斗狠，曾上山“落草”，以“劫富济贫”为人生志趣，有以一敌八、力抗众暴徒的“英雄行径”发生，常为郎家津津乐道。惟如此厮混多年，终究一事无成。后来获得林家表妹（秀兰）垂青，结为连理。1927年长子志坚出生，遂不得不面对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

其哲嗣郎志坚在回忆中指称，约当志坚五六岁时（1933年左右），郎红浣才开始向报刊投稿，尝试写一些散文、杂文及言情小说以贴补自家零用。据称其抗战前曾应聘香港某报写稿，却因文字贾祸，被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人抓去软禁了两个月，逼其为“大日本亲善”文宣工作效力。幸得我方地下特工营救脱险，乃得重操卖文旧业。对日抗战期间，又曾一度逃家，隐姓埋名至南平纺织厂干活，自得其乐。1945年抗战胜利，其异母弟郎舰澄自美返国，出任海军定海巡防处少将处长，始安排郎红浣至舟山造船厂任职，办理军中文书业务。1949年郎氏随军至台，进入基隆海军第三军区担任秘书，掌管印鉴。公余之暇笔耕不辍，直迄1956年以海军少校军阶退役，方得专事武侠创作。据其子女回忆，郎红浣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每天清晨四时即起床写作；但家徒四壁，除了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外，没有任何一本参考书，所有的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都装在他的脑海里，喝茶、抽烟、沉思是其写作三部曲，缺一不可。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能够用手中的洞箫打下树上的猫头鹰；也动辄拿儿女出气，甚至手上任何物事都能当暗器使用，且说打就打，毫不留情！

郎红浣一生共有九个子女。在其儿女的心目中，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天涯浪子”：婚前，他走南闯北，满世界乱跑，美其名曰“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婚后，有家却等于无家，因为他很少赚钱养家，也不顾及妻儿老小生活，只一味优游于自己的梦幻天地中，我行我素，旁若无人。虽然如此，郎氏一生却好交游，素以义气为重。他时常会请朋友喝酒同乐，甚至会将张罗来的子女学杂费及所穿衣物拿来转送朋友救急。故其济人之难、仗义疏财的侠客行径常为友人所称道—他的所行所为活脱就是自己笔下武侠人物“内化”的典型人格表征。因而放浪形骸，良有以也。

其一贯的人生信念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醪明日休”！所以常常借支稿费，寅吃卯粮，从不理会家人死活。但也有例外：据说他平生只肯听从继母林氏一人的话，恭敬孝顺，从不敢拂逆母命；却视妻子儿女为身外之物，不稍顾惜。所以郎志坚、郎知平兄妹的结论是：“父亲是个非常奇特的人！像是个**不羁的浪子，生活中只重视朋友而没有家人。说到底，他是不应该成家的。母亲跟着他，担惊受怕，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真是太委屈了！”

关于郎红浣笔名的由来，一向无人知悉，即便郎氏本人亦始终秘而不宣，致使当时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后归并为警备总部）还因为他笔名中的“红”字，怀疑他是“匪谍”或为“共匪同路人”而将他传去问话。其实熟悉清人诗词者皆知，清初诗家厉鹗（太鸿）有一首七绝题为《春寒》，即有“漫脱春衣浣酒红，江南二月最多风”之句。而其书中又常出现“红裙浣酒”一词，乃知其笔名“红浣”之来由盖出于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的诗酒风流本色，正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郎红浣这位谈侠说剑三十年而“内化为侠”的天涯浪子终于在1961年后，萌生退志，决意淡出武坛。此时他年逾花甲，在创作上已力不从心。正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于是归养于台中长子新居。1969年郎氏因摔断腿而失去行动自由，遂郁郁以终，享年72岁。回顾其至台后的武侠创作因缘，据郎氏自承，系因1951年初偶得资深报人、掌故名家、古春风楼主人高拜石之介，在《风云新闻周刊》上发表其来台后的第一篇武侠小说《北雁南飞》，却因涉及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等史事而被迫中辍。不料这篇“犯禁”的小说却意外获得当时《大华晚报》创办人暨总编辑薛心镕的赏识，认为作者文笔优美，是不可多得的写作能手，理当延揽入该报，长期撰写武侠小说。不久，郎氏即应《大华晚报》之邀，于 1951年3月起动笔撰写《古瑟哀弦》乃正式展开其至台后长达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惟由大陆近年新发现的老数据显示，郎红浣从事武侠创作时间或有争议，恐非始于至台之后，很可能与还珠楼主约略同时。据热心人士初步调查，至少从1933年起，郎氏即已有作品问世。如福建《国光日报》连载《酒海花家》（1933）；《小民报》连载《桃花浪》（1936）；福州《毅报》连载《珠帘银烛》（笔名“石啸”，1943）等。由此推论，则未见到的“其他报刊当不排除也有郎红浣作品。

郎红浣文笔清丽，刚柔并济；运用京白对话时，状声状色，极为生动传神。尤善于描摹小儿女情态，或缠绵悱恻，或悲歌断肠；忽张忽弛，跌宕起伏，颇能引人入胜。此外，郎氏久历风尘，腹笥宽广，描写旧社会之风俗习尚、穿着打扮乃至典章文物、器皿用具均极考究，非一般道听途说可比。为其出书的国华出版社尝如此介绍说：“郎先生少遭家难，流浪天涯，足迹遍中国；阅人既多，所学亦博，于拳击、剑术尤精。”这正是他的武侠创作条件优于一般向壁虚造者之处，实非后人可及。

抑有进者，郎氏尝自况是“说书的”—在他的笔下无论男女老少，似乎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多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对答如流！这种偏好“掉书袋”的笔法，即使在民国通俗小说家中亦颇为罕见；因为它显然会对一般读者大众（非文史工作者）造成某种人文知识上的障碍，影响阅读节奏，而为智者所不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郎红浣的笔调略似王度庐小说之京味，却更擅长描写旗人贵族生活，与王氏走的平民百姓路线大异其趣！郎红浣的文笔真好，真会说故事！他天生锦心绣口，有本领将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化为满汉全席！加以此老早岁即闯**江湖，拥有丰富人生阅历，腹笥宽广；上至皇家礼仪、下至市井小民生活皆了如指掌。对于塞北江南之风土人情固是历历如绘；而涉猎医卜星相之学更无一不通！况又兼具新、旧文学修养；虽说写的是大白话，然其上下句却能自然对仗成文，而生出如诗如画的美感效果。像他这种集京味、侠情、文人、才子、江湖阅历于一身的武坛怪杰，环顾海内名家，尚不多见。惟以郎氏是八旗子弟出身，故每喜将小说人物扯上满清皇家关系，乐此不疲。有许多作品莫不是为朝廷立功，而由皇帝主婚，封官许愿，皆大欢喜收场。惟其陈陈相因，遂不免落入俗套，而逐渐为读者所厌倦了。因此1960年以后，一则新秀辈出，争奇斗妍！读者基于喜新厌旧心理，自然倾向于新的选择；二则或因新生代国文程度日益低落，对于老派（包括“民国旧派”）武侠小说的欣赏能力普遍下降，因此在“形势比人强”的大环境之下，逐渐淡出武坛，卒为世人所遗忘。但他早年高举武侠大纛，在《大华晚报》上孤军奋战，为台湾职业武侠作家们所起的示范、催生作用，却不容忽视，不可抹杀！职是之故，我们对于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武坛老前辈深表敬意；将其定位为“台湾武侠先驱”，洵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本文节选叶洪生著作《略论郎红浣谈侠说剑三十年》)<!--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