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手头这份名为：宪法与民人的文章，徐富聪再次为建国的事情开始进行着思考，此时的他似乎比谁都急于建国，因为现在他⾝穿军装，可是管的事情全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有人一般都是称呼他为徐主席，而背地里则称呼他为将军总理，想到这里，他不由的笑了起来，他知道在那边的时空中有个元帅外长，现在这个元帅他是挂不上了，可是这个将军总理估计和以前自己是少将不无关系啊。想到这里，他不由的笑了起来，在笑过后，他便继续开始看起文章来，就见上面这样写到：
一七八七年国美宪法以“我们民人”开头，宣告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只是，这些神圣的字眼很难与具体的现实划上严格的等号。一七八七年宪法中宣告的“我们民人”能够代表国美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鞭下的人黑奴隶吗？它能够代表那些“活该被消灭的”印第安人吗？它能够代表作为国美人口另一半的女<img src="in/xing.jpg">吗？毫无疑问，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基于此，进步学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一七八七年宪法的批判，比如说，国美历史学界进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CharlesBeard就认为，国美宪法不过是一部保护商业资本家、股票投机商和大制造商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文件。它并没有代表包括广大工人、农民还有债务人在內的广大民众的利益，更不可能代表所有国美
民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一七八七年宪法经过长达两百年的司法实践，确实也为国美的经济进步、社会发展和法治成<img src="in/shu.jpg">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与进步学派的批判直接相对立的就是原意解释派，他们认为，一切现代的宪法问题都可以通过寻求宪法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原初意旨而得到解决，不存在<img src="in/gen.jpg">据原初意旨无法解决的问题。原意解释派把国美制宪者推上了神坛，似乎制宪者都是先知先觉，他们不但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还预见了国美
民人未来生活的所有可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国美的宪法究竟贡献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上述这两种极端理论之外，还存在一些相对温和、中道的解释。耶鲁法学院Sterling讲座教授布鲁斯？阿克曼就在他的系列论文以及《我们民人：奠基》中指出，一七八七年宪法的贡献在于，它开创了国美二元主义宪政理论的传统，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家国的宪政经验，而国美的二百年的宪政历史昭示了其开放<img src="in/xing.jpg">的未来。阿克曼提出的二元主义宪政理论的新解释范式，目的在于进一步<img src="in/ji.jpg">发国美
民人的宪政意识，从而有意地达成诸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宪政改⾰的长期目标。
《我们民人：奠基》是阿克曼《我们民人》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199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平装本面世。该书出版后好评如嘲，CassSunstein在《新共和》上称该书是“对国美宪法思想作出最重要贡献的著作”之一。国美著名历史学家EdmundMorgan则在《纽约书评》撰文指出，该书赋予了摸不着、看不到、听不见的所谓至⾼无上的人主民权（民治、民享、民有）以实用主义的內涵。我手上拿到的已经是一九九九年第六次印刷的平装本了。国內对于阿克曼应该不陌生。一九九七年的时候，三联书店出版的《新宪政论》一书就收⼊了阿克曼的文章《新联邦主义》，而该文也是《我们民人：奠基》一书的重要內容。
一、国美宪法的法律职业叙事与整全主义叙事
国美宪法条文简约，一七八七年通过的时候仅七条，历经两百多年的岁月沧桑，不过增加了二十七条修正案。同一时期，国美已经经历了內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罗斯福行政等重大的社会变⾰。更不用说，国美从偏居美洲东部一隅的英帝国殖民地转变成跨越美洲陆大的世界唯一的霸权<img src="in/xing.jpg">大国。简约的宪法，如何去回应复杂的世界？一般认为，它主要依靠的是国美最⾼法院的违宪审查职能。正是国美最⾼法院通过逐案审查的方式，将国美宪法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原则、价值和理念运用到各个时代提出的具体个案中，从而使得国美宪法冷冰冰的文字变成“活的法律”职是之故，国美法学界对国美宪法的讨论一般都是以最⾼法院为中心，尤其是以最⾼法院的判决为中心的。例如，在国美宪法学界深具影响的劳伦斯？却伯的《国美宪法》（第三版）中开门见山地写到，国美宪法的条款以及国美最⾼法院的判决一同构成的法律整体是如此的丰富，对它们进行各种综合与分析、讨论与批评就是一项任务繁重、意义重大的事业。另一位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CharlesFried，尽管政治立场和自由派的却伯相反，在陈述其宪法思想时也是以国美最⾼法院为中心的，其最新的著作《如是法说》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国美宪法在最⾼法院”在这本晓畅明⽩的不过319页的书中，CharlesFried掂出了“联邦主义、分权、言论、宗教、自由与财产、平等”等六个关键词，作为各章的题目，更以最⾼法院的两百多个判决作为各章內容铺陈的基础。更不用说，苏格拉底教学法在宪法学领域里的运用与扩张，以致法学院生学
试考的时候，是否准确的引用宪法先例来分析试题成为宪法课成绩⾼低的关键。
这种以最⾼法院的判决为中心的宪法观成为阿克曼批评的主要对象。他将其称之为法律职业叙事，这是一种从法院和律师的角度对国美宪法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忽略了国美宪法中的多元因素，其还原主义的认识论使得国美宪法的发展被局限在国美最⾼法院这一个部门，妨碍了对于国美宪政历程的宏观把握。
在我看来，这种以最⾼法院为中心的宪政话语招致下面的一些后果：首先，最⾼法院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面临比较多的合法<img src="in/xing.jpg">追问。可以说，国美最⾼法院一直没有摆脫关于“**制”这一合法<img src="in/xing.jpg">问题挑战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国美宪法学界中最重要的一些宪法学著作都和该问题的讨论有关；无论是AlexanderBickel的《最小危险<img src="in/xing.jpg">的部门》，JohnHartEly的《主民与不信任》，还是RobertA。Burt的《冲突中的宪法》，甚至于阿克曼的《我们民人》三部曲本⾝都是如此。其次，宪政作为一个家国整体<img src="in/xing.jpg">的制度安排，司法一枝独秀，一方面可能会掩盖其他部门进行宪政制度创新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司法与其他部门互动而形成的宪政实践。
当然，在阿克曼看来，法律职业叙事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在解释国美宪法实践的时候捉襟见肘。一般认为，国美宪法最重要的三个时期分别是：建国、重建与新政时期。法律的职业叙事认为建国时期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是创造<img src="in/xing.jpg">的；重建时期仅在实质意义上有创造<img src="in/xing.jpg">，在程序上并没有什么贡献；而新政时期无论在宪法的实质內容还是程序上都毫无创造<img src="in/xing.jpg">而言，它只是重新找回建国时期的智慧。而阿克曼则通过其颇为精致的分析指出，共和<img src="in/dang2.jpg">执政的重建时期和主民<img src="in/dang2.jpg">执政的新政时期都具有同样的创造<img src="in/xing.jpg">，它们都用民人的名义创造出了新的⾼级立法程序。
阿克曼认为应当抛弃以法院为中心的职业叙事，代之以整全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不仅要关注最⾼法院对宪法的解释，还要关注总统和国会对宪法的解释，关注法院、国会和总统这三个机构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另外，必须在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律人之间建立起桥梁，以便求得对国美宪法的整全主义理解。
阿克曼的理论雄心一方面在于他力求拓宽国美宪政的事业，改变国美法学界普遍存在的以最⾼法院为宪法中心的做法；另一方面在于他避免求助于欧洲陆大甚至于英国的理论传统来阐述具有国美特⾊的宪政主义。阿克曼认为，欧洲模式没有考虑到国美经验，因此具有一种非历史的特征，遗漏了国美宪法中最具独创<img src="in/xing.jpg">的那些特征。但是宪法理论的欧洲化非常严重。无论是宪法理论界还是宪法实务界，都存在着与国美宪政的疏离，它们的表达方式无法扣住国美宪政历史事实及其复杂<img src="in/xing.jpg">。宪政理论家如果把他们的关注点从洛克转向林肯，从卢梭转向罗斯福，他们就可能为建构更出⾊的宪法叙事作出积极贡献…这种叙事更忠实于历史事实，更忠实于<img src="in/ji.jpg">发我们在民治（self-government）中不断实验的宪政理想。阿克曼正是在国美的建国者们、重建时期的国美政治家、新政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上发现了国美宪法的<img src="in/mi2.jpg">人之处…那就是二元主义主民制。
二、普通立法与⾼级立法
什么是二元主民制呢？“二元宪法寻求区分主民制下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决定。第一种决定是由国美
民人作出的；而第二种决定则是由他们的府政作出的。”以民人民意进行的立法才是⾼级立法，除此之外的立法则是常规立法。相应的，只有在民人被动员起来，广泛而深刻的参与到⾼级立法过程当中，才形成了宪法政治；而平时人们关心自己是否会业失、关心自己的⾝体、关心自己的家庭超过共公事务，那么这时只有普通立法，也只有常规政治，而非宪法政治。在⽇常的政治进程中，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代表了民人而不受到任何质疑，无论它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是国会。那么，怎样去判断什么时候是⾼级立法，什么时候是普通立法呢？“为了获得以民人的名义制定最⾼级的法律，一项运动的政治支持者（partisan）首先必须要说服相当数量的公民以他们通常不会赋予政治的严肃对待他们提出的倡议（initiative）；其次他们必须允许反对者有组织自己力量的公平机会；再次，当人们在“⾼级法”的审慎坛论（deliberativefora）上持续讨论该倡议优点的时候，他们必须说服绝大部分国美人支持他们的倡议。只有这样，一项政治运动才能获得其提升了的合法<img src="in/xing.jpg">，而这种提升了的合法<img src="in/xing.jpg">是二元宪法赋予民人作出的决定的。”
在阿克曼看来，国美宪政史上出现过三次⾼级立法时刻，它们分别是建国初期、重建时期（中期共和国）以及新政时期（现代共和国）。在第一个时期，这种⾼级立法是经由制宪会议通过，并经由各州的国民议会批准这样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区别于一般的立法的，其推动者是联邦<img src="in/dang2.jpg">人；共和<img src="in/dang2.jpg">人导领的国会则成为第二次⾼级立法的推动者；在第三个阶段，⾼级立法的最重要推手则是罗斯福总统。⾝处“中期共和国和现代共和国”的最⾼法院**官们都必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此前⾼级立法时刻确立的原则综合到其所处的时代。假如说建国时期确立的⾼级法是X，中期共和国确立的⾼级法Y，而现代共和国确立的⾼级法是Z。那么，⾝处“中期共和国和现代共和国”的最⾼法院**官们必然面临一个世代综合的难题，如何避免此前宪政实践中确立下来的原则与当下的原则冲突，确保不同时代确立下来的原则协调一致。马歇尔**官在面对国美最⾼法院受理的具体案件的时候，他是在解释其同时代人所制定的宪法及其修正案；因为他⾝处其同时代人之中，从而能够将宪法解释放在自己亲⾝经历、亲自感受的具体政治文化氛围中。而重建时期的法官们就要判断，建国时期的哪些宪法內容经历了共和<img src="in/dang2.jpg">人的重建时期仍然存留下来。阿克曼用一个火车经过崇山峻岭的比喻来说明国美宪政的历史，法官坐在车厢中，火车呼啸而去，法官双目所及的，必然是那些山峰，而这些山峰就是阿克曼所说的宪法时刻。
在厘清那些建国时期宪法原则存留下来的內容以后，还必须把它们和当下的宪法原则进行比照分析，综合成一套整全的学说，表达以民人的名义所重新确定下来的新理念。为了使问题更加清晰化，阿克曼先来讨论如何将建国时期的⾼级法X和Y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阿克曼认为，在这里，有两种传统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Y包含了X的全部內容，X已经失去作用。雨果？布莱克（HugoBlack）**官就持有这种观点，布莱克**官认为，重建时期国会中的共和<img src="in/dang2.jpg">人通过的第十三、十四、十五这三条修正案不仅和《权利法案》不一致，他们还提醒民人注意到他们要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原则。《权利法案》的原意是要去限制联邦的权力，《法案》适用的对象是联邦府政。正是经由第十四修正案，《权利法案》的內容才得以适用于各州。第二种解释则和布莱克**官的解释针锋相对。如果说布莱克认为第十四修正案已经彻底整合了建国时期的宪政追求，那么，第二种解释却认为这些修正案不过是小修小改。它认为，Y是一部超级法规，而Y不过是将法规內容宪法化，因此不会导致X的內容发生任何变化。例如，原来有关年満十八周岁的人具有选举资格是规定在选举法中的，现在我们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它规定在宪法中了，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是个超级法规。它不会对原有宪政结构产生任何实质<img src="in/xing.jpg">的影响。阿克曼指出，尽管宪法中有一些是这样的超级法规的，但还有些规定是无法用超级法规的观点来解释的，比如说第十四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规定。
此外，这两种观点都体现出強烈的还原主义倾向，但它们要么是关注建国时期确立的⾼级法內容，要么是关注中期共和国所确立的⾼级法原则，而不是对二者予以同样的看待。[18]而阿克曼认为应当要同等对待不同时期所确立的原则，也就是说，X和Y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原则。这个新的原则对于建国时代的原则X，既有继承，又有扬弃。同样的，到了现代共和国，则是对原则X、Y、Z三者的综合，而这正是国美宪政二元论的最重要的优点所在。如果一个新时代的诉求能够获得⾜够多的人的参与和支持，从而走上了⾼级法的道路并且最后获得成功。那么，它都能够在前一代人奠定的宪法原则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形成一个体现所有宪政时刻的原则。
三、人私公民（PrivateCitizen）与人私公民（PrivateCitizen）
阿克曼二元宪政论的基础是自由的公民⾝份（liberalcitizenship）。更具体而言，阿克曼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有限公民德行的基础上的。阿克曼借助公民德行将宪法解释和正统政治理论连接起来。二元宪政论对常规政治和⾼级立法的区分完全是建立在公民参与的基础上的。公民参与程度的⾼下是区分二者的标准。无论是常规政治，还是⾼级立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公民热情。而公民对于城邦政治生活的参与，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说史中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政治成为可能的保障。在《我们民人：奠基》一书中，阿克曼提出了人私公民的概念，以区分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个人主义的公民和古典共和主义眼中的完全献⾝于政治的公民。自由主义者认为，国美是一个洛克的政治理论得以实现的国度，因为国美不存在贵族阶级，也不存在欧洲的封建制度。[20]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具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而家国则被看成是公民个人自由的绝对的威胁。在这种政治传统之下的公民要问的是，参与政治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而不是参与政治对家国有什么好处？
作为自由主义反题，共和主义者则认为，国美宪法的力量要回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古希腊的公民参与精神在意大利大大小小的共和国中得以复兴，并被英国的摸nwealthmen继承下来。尽管这些摸nwealthmen在一四六零年光荣⾰命同保皇<img src="in/dang2.jpg">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是共和主义的理想却飘扬过海，到了国美，成为国美殖民地领袖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有利思想武器。在国美
立独战争胜利，制定宪法的时候，这种思想就成了指引国美宪法的主要精神。
自由主义假定的是一个以自己个人私利为中心的公民个体形象，而共和主义假定的则是一个以集体利益为优先的共同体成员形象，J。G。A。Pocock认为这种以共同体利益为先的公民德行是实现宪法稳定和保存自由秩序的关键。[22]阿克曼的折中主义则创造出一个自由公民，或者说人私公民的形象，阿克曼的目标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双重变奏。阿克曼试图用人私公民这个概念来连接常规政治和宪法政治。具体而言，这个自由公民在常规政治中，可能更关心他的工作，他的婚姻家庭，他和朋友的游玩等等人私事务，而不是家国的政治事务。在他的成本收益核算中，与其花费时间去了解政(电脑小说网，，)治候选人的背景、纲领和魄力，还不如把这时间用于看肥皂剧。他们也许会参与政治，他们可能会去投票，也可能不去投票，即使去投票也不会深思<img src="in/shu.jpg">虑。他们在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的时候，都要去考虑成本收益问题。这种公民是人私公民。他们关注自⾝的利益要強过对集体利益的关注。如果我们仍然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二元论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国美人在常规政治的情境下呈现出来的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体形象。但是，这种人私公民在常规政治转向宪法政治的时候，也会朝着人私公民转向。也就是说，他们的个人考虑会让位于有关⾼级立法议程的政治参与。他们可能会参与各种各样的集会、成为⾼级立法政治运动的无数推动者之一，并且最终成为我们民人发出的时代強音里的一个音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的现代⾝影。
四、宪法与民人
在《我们民人》三部曲中，阿克曼试图提醒人们重新注意宪法权力的最终来源：我们民人。在他对国美宪法两百年历史的回顾中，他不但重新勾勒了一个整合以往的宪法解释理论的新范式，而且还有力地描述了人主民权在国美的不断复活和重现。
托克维尔在《论国美的主民》中天才地预言，主民的嘲流浩浩<img src="in/dang.jpg"><img src="in/dang.jpg">，势不可挡。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国的宪法不把人主民权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宣告式的规定，有些家国甚至不嫌“民人”和“主民”并列而导致的语法错误而一起写⼊国名。但是，人主民权从其诞生之⽇起就无法摆脫在实施上的困扰。如果说象希腊那样的城邦，公民们通过城邦公民大会来议决一切事务是可能的，那么，在跨越陆大，人数动辄以千万、亿数来计算的大国，公民对政治的事务的直接决定和参与就显得不太现实。耶鲁大学教授EdmundMorgan在《发明民人：人主民权在英美的兴起》一书中在对人主民权兴起的观念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用“拟制”一词来描述人主民权。[24]在Morgan看来，人主民权是精英所发明和拟制出来的口号，目的是为了说服多数派能够接受最终由少数派来治理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符合程度之范围，从100%到0不等。只要存在相应的选举程序，我们就不能说是100%的虚构；而只要不是所有民人都能够参与决策构成，我们也不能说它是100%的现实。但是，无论如何，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不能太远，否则民人就会揭竿而起反抗代理人对他们名义的滥用。而在Morgan看来，建国时期的种种实践，从最底层的市镇会议到最具历史意义的制宪会议，是人主民权这种理论拟制和政治现实之间距离最小的时候。可以说，在⾰命的**时刻，是人主民权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距离最小之际。在⾰命取得成功的时候，必须要寻求一个例行化的机制来把那⾼亢<img src="in/ji.jpg">昂的民人的呼声稳固下来。除了宪法之外，人主民权还需要通过诸如代议制、请愿、自由结社等中间<img src="in/xing.jpg">机制来落实其宣告，防止人主民权成为一个永久的但空<img src="in/dang.jpg">的回响。
在原意解释派看来，建国是唯一的民人发出声音的时刻，此后的各种具有尊重宪法义务的部门的任务都在于维护在这一民人参与的伟大时刻作出的决定。宪法因此是一部“永动机”不需要任何公民德行燃料的加⼊，就会自动而永久的运转下去。这种对宪法原意的信徒般的追求，或者说“祖先崇拜”招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最致命的批评仍然是所有宪法解释都必须要面对的反多数人统治的难题，原意解释意味着制宪者已经一劳永逸地替未来世代的人做出了最终的选择，未来世代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向制宪者的原意回归。而且，就人主民权的行使而言，民人只有一次，那就是制宪。宪法之所以成为⾼级法，也正是因为它是人主民权行使的体现。此后，宪法的文本就是一个最终的文本。而人主民权也就彻底沉睡了。也就是说，人主民权经过制宪实现了权力的例行化，从此以后，人主民权就成为了历史。
如果说原意解释派的人主民权是一次<img src="in/xing.jpg">的，那么，阿克曼的人主民权则是开放<img src="in/xing.jpg">的，多次行使，一直存于全体国美
民人手中的。“二元论的核心是被动员了的民人能够自己掌握法律并向统治者发出新的前进方向之命令。”阿克曼认为国美
民人在其长达两百年的宪政史中，有三次行使了主权，因此，人主民权这种拟制也就三次获得其现实的生命。而法官们在解释具体案件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情况要远比原意解释派提出的命题更加困难，他们不仅要回到一七八七年建国时期奠定的原则，他们还要回到一八六零年国美內战之后的重建时期确立的原则，以及回到一九三零年代新政时期确立的原则。而每一次的⾼级立法都会对此前的原则有所扬弃，而又有所更新。法院所做的永远都是一个维持者的角⾊，在民人进⼊新一次的⾼级立法之前，他们要去对以往⾼级立法确立下来的原则进行维护，并加以综合，运用到当下的案件当中。所以，在阿克曼这里，最⾼法院不会面临**的难题问题。因为，最⾼法院所遵循的是⾼级立法时刻确立下来的原则，保证常规立法不越轨；最⾼法院的功能在于维护这些原则不会受到野心<img src="in/bo.jpg"><img src="in/bo.jpg">的政客们的侵蚀。如果他们声称自己得到了民人的授意，那么，他们的主张、议程和建议就要经受⾼级立法程序这一标准的严重考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主张、议程和建议都无法通过⾼级立法程序的考验。他们为此就必须要接受此前的宪政时刻为他们设下的种种限制。可以说，由常规政治和宪法政治所构成的双轨制主民是现代社会政治的稳定的一个基石。因为政治不仅要保证上情下达，还必须有下情上达的通道。如果说常规政治保证了家国意志的实现；那么，宪法政治赋予了公民意志以相应的空间。这样的双轨制既能防止家国的软弱无，也会避免家国的庒制无度，从而得以实现政治的稳定。
二元主民论诉诸人主民权。人主民权总是潜在的，府政的各个分支，还有一般民众都可以随时以它来相号召，尽管并不一定能够成功。这意味着二元论具有和未来进行对话的开放<img src="in/xing.jpg">，从而摆脫原意解释的还原主义倾向。阿克曼认为，他提出二元论是要揭示出国美宪政发展的潜在动力，使得人们能够有意识地借助这种二元论的范式更好地促进国美的宪政主义，所以，他的二元论是一个敞开的体系。而这种敞开<img src="in/xing.jpg">使得人主民权在现实中得以长青，成为活的原则，而不是死的文字。
五、民人何在？
阿克曼在考察国美宪政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二元主义的宪政理论。阿克曼对国美宪政独特<img src="in/xing.jpg">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否则，他就不会拒绝从欧洲的理论中寻求国美宪法解释之有益养料了。但是，他没有象原意解释者那样试图从建国者的意图中去寻求民人的意志。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历史<img src="in/xing.jpg">时刻我们民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在这三个时刻，作为重要推动者的机构是不一样的，在最初的时候，是联邦<img src="in/dang2.jpg">人；而在建国时期，导领者是国会；而在新政时期，则是总统。而这样的一种机构之间的对话恰恰构成了国美宪法活力的最重要的来源。立法、司法、行政每一个部门都是宪法的实施者和解释者，而民人才是最后的裁决者。由于人主民权，所以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宣称他完全代表了民人，因为民人授予了每个机关部分的权力，而民人才是权力的源泉。
作为一种以历史为基础的理论，阿克曼的理论贡献更多的在于事后解释，而不在于事先预测。他的二元宪政论是在国美两百年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框架。尽管这种框架具有朝向未来的一面，但它无法去预测什么时候人主民权会真正的被行使。我们搁下阿克曼理论的预测力量不说，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解释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
首先，阿克曼的理论中有一个大巨的断裂，也就是说只关心经济利益的公民任何可能成为宪法政治中积极参与的公民。自从资本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之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个人追逐私利尚且不够，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人们还结合成相应的利益集团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休谟在其论派<img src="in/xing.jpg">的文章中，依派系斗争的起源将其分成三类：因利益不同而生的、源于信仰不同而导致的以及因意气而产生的。麦迪逊在《联邦<img src="in/dang2.jpg">人文集》第十篇中继承了休谟的观点，并在对<img src="in/dang2.jpg">争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有关多元主义主民政治的一般<img src="in/xing.jpg">理论。麦迪逊非常细致地对待这个问题，在探究了<img src="in/dang2.jpg">争出现的原因之后，并且指出其救治之道。麦迪逊指出，<img src="in/dang2.jpg">争的出现不外乎三个原因：经济利益、情感因素以及意识形态；[29]而消灭<img src="in/dang2.jpg">争的办法则有两种：消灭其原因和消灭其结果。在看来，消灭原因是不可能的，因为<img src="in/dang2.jpg">争之于自由正如火之于空气，消灭了<img src="in/dang2.jpg">争意味着自由同时也被消灭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控制<img src="in/dang2.jpg">争的结果来限制<img src="in/dang2.jpg">争。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共和国凸显了其无与伦比的优势。共和府政比主民
府政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这种情况使得<img src="in/dang2.jpg">争以及派系联合没有在小共和国中那么可怕。在小共和国中，因其人数不多，派系也不会太多，因此一个派系独大，庒迫其他派系的可能<img src="in/xing.jpg">随之增大。而在大共和国中，因为人数众多、利益多元，各种派系因其相互之间的倾轧而取消了彼此的力量，大共和国的存在为各种利益的扩张与生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与机会。麦迪逊认为人们由于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个人崇拜等方面的原因形成诸多的利益集团。在一个大国之中，利益集团的众多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取得主导<img src="in/xing.jpg">的位置，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因此取得一种均势。麦迪逊提出的利益多元主义开启了现代政治学的先河。自从麦迪逊以来，现代政治开始建立在利益，而不是公民德行之上。古典政治中对于共公善好的追求在现代已经被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所替代。赫希曼在《漏*点与利益》一书中就详细描述了近代以来，古典的对于德行的热切求渴是如何逐渐消退，而对于利益的获取又是如何逐步地获得其正当<img src="in/xing.jpg">的。
政治参与热情的弱化是现代政治生活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是阿克曼所面对的现实，而且他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阿克曼必须要一个古典政治哲学已经消亡的时代，部分复活古典政治的理想。但是，阿克曼并没有对传统公民采取一种乡愁式的眷恋，而是要去追求现代人私公民中的有限美德。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德行的经济学，”如何最大化地去利用现代公民⾝上仅剩的公民德行。阿克曼的二元宪政论就是一个实现“德行经济学”的机制。公民参与政治的残留热情可能经过长期的积蓄，然后在一个事关所有人的时刻经由某种机制而被重新<img src="in/ji.jpg">活。阿克曼的现代公民有双重⾝份，他们在常规政治时期是人私公民；而在⾼级立法时刻则是人私公民。<img src="in/gen.jpg">据阿克曼的解释，常规立法时刻之所以成为常规立法时刻恰恰是因为公民们只关注其生活中人私的一面，而不关心共公生活；同样的，⾼级立法时刻之所以成为⾼级立法时刻正是由于公民对共公生活的关注超越了他们对常规政治生活的关注。在这样的一个超越常规政治的宪政时刻，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古典公民的影子，我们看到了阿克曼在现代社会重建“个人自治”的理想。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人私公民与人私公民之间的鸿沟如何跨越？人私公民和人私公民之间的微弱差别是常规政治和宪法政治二元论形成的关键。人私公民如何转化成人私公民？阿克曼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在事关众人的事情上，人私公民的政治漏*点会被重新点燃。考虑到现代社会异质化、利益分殊化、文化多元等事实，有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众人之事？
其次，阿克曼的宪政时刻具有神秘化的倾向。人们对把建国时期作为宪政⾼级立法阶段没有多大异议，但是，对于其他两个时期能否算做二元论的表现不无反对意义。另外，对于阿克曼是否遗漏了其他时期也不无看法。阿克曼在《我们民人：奠基》的最后一章，指出了⾼级立法必须经历的四个阶段“给出信号、提出建议、深思<img src="in/shu.jpg">虑以及最后的法典确认。”而他在三部曲的第二卷中则又给出了⾼级立法必须经历的五个阶段，即每一次的⾼级立法过程都要历经“示意（signaling）、提议(proposing)、触发(triggering)、批准(ratifying)和巩固(consolidating)五大阶段”我们因此也可以看出在确立什么是真正的⾼级立法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将会显得格外明显。阿克曼对于国美宪政时刻的认定就遭到了相应的质疑和反对。ThomasK。Landry就指出，阿克曼将罗斯福新政看成是⾼级立法，而将里<img src="in/gen.jpg">⾰命排除在外的做法就是武断的。他进一步认为，甚至于用阿克曼自己定下的标准，新政也不是⾼级立法时刻。
再次，国美宪法第五条中规定了宪法修改程序“国会遇两院各三分之二人数认为必要时得提出本宪法之修正案，或因各州三分之二之州议会的请求召集会议提出修正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修正案<img src="in/gen.jpg">据国会建议经以下批准方法之一，或经各州四分之三之州议会，或经各州四分之三之国民大会之批准，即作为本宪法之实际部分而发生效力。”阿克曼将一九三零年代由罗斯福总统推动的新政看成是国美宪法的时刻，拓展了国美⾼级立法程序的渠道。二元论解释部分回应了二百年前的死者统治生者的难题，但它同时也淡化了国美宪法修正案的力量。阿克曼的⾼级立法程序是一种宪法文本之外的程序，那么，在没有宪法文本依据的情况下，阿克曼⾼级立法的四阶段标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服读者，它不是以自己的主观好恶代替国美政治的现实。不仅如此，阿克曼试图复活人主民权的努力也遭到质疑：无论是总统主导的，还是国会主导的⾼级立法中，民人在哪里呢？阿克曼的二元论尽管清澈明晰，并且试图紧扣国美的宪政实践，但在阿克曼所认为的⾼级立法时刻，民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哦，⾼级立法的时刻到了，我应该要从一个自私自利的原子式的公民，变成一个关心政治的城邦中的公民了。”而如果说作为个体的民人自己都无法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是在一个⾼级立法的过程中，那么所谓的人主民权不仍然是一个事先被悬搁，事后来论证的概念吗？谁是我们民人呢？真的会有一种机制让民人的意志集中起来，如手使臂，运用自如地实现各国成文宪法中都会宣称的人主民权吗？
六、一点启示
我们知道，人主民权成为现代民族家国合法<img src="in/xing.jpg">的最终来源；另一方面，政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里诸多领域的一部分，民人已经不可能完全亲历亲为所有政治活动。政治的漏*点已经为经济利益所替代，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进，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已经失去了其所依赖的公民道德。作为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丧失的必然后果，⾼调的人主民权话语和消极的人私公民之间存在着大巨的落差。如何缩减人主民权与常规政治之间的距离，将是宪政理论面临的重要问题。在EdmundMorgan看来，人主民权是拟制出来的政治概念，目的是为了说服多数派能够接受最终由少数派来治理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虚构。如果说，Morgan的人主民权拟制说让我们认识清楚作为话语的人主民权的演进的话，那么，阿克曼的二元论则是试图试图发掘作为实践的人主民权的可能。他们的观点，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不过对于我们都有启发意义。其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家国赖以建立的基础…人主民权以及其可能的实现形式。
人主民权是我国宪法的政治基础。我们在人主民权的实现形式上是通过民人选举民人代表，组成*民人代表大会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宪法学教科书中，人大至上和人主民权都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将人主民权和人大至上同时并列为我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做法可能会忽视人主民权原则必然带来的逻辑后果：任何府政分支都只是在部分意义上代表了民人，因此任何府政分支（branch）都不能声称其必然⾼于其他分支，任何府政分支只是在它被民人授权的范围內行使职权。如果承认人主民权，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府政分支都不能声称自己是至⾼无上的。否则，就会导致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怪物“主权中的主权”（ImperiuminImperio）。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分支所代表的民人意志相加的结果仍然无法完全代表民人的意志，民人在授予府政分支的权力之外，仍然保有其他未曾授予的权力。
也就是说，人主民权会引申出两个原则：一、分权原则，由于立法、司法和行政都不过是民人部分授权的后果，它们只能行使民人授予它们的相应权力，分权是人主民权原则的应有之义；二、权利保留原则，由于人主民权，所有未经民人授予的权利均为民人所保有。套用哈佛法学院宪法学教授FrankIMichelman的话来说“国会不是我们民人、府政不是我们民人、法院也不是我们民人。”只有我们民人才是我们民人。如果人主民权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那我们就要重新审视我国宪法国中家机构的权力划分，建立人主民权得以进一步落实的宪政安排。
在看过这篇文章后，徐富聪开始感觉政治这东西太复杂，也太⿇烦，虽然他想简单，但是这又似乎不是他说简单就能简单的事情啊，毕竟政治的主体是人，如果人复杂了，那么政治就跟着会变的复杂，所以说自己趁着这段时间最好多学点东西啊，不然以后真要有人和自己玩政治，自己虽然说不会怕谁，但是防人还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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