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向荀彧提到的所谓《汉记》,后世名为《东观汉记》,乃是东汉一朝的断代史。最初是汉明帝命班固、陈宗等人编纂《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事迹,以此为发端,后世逐渐增添,一直从光武朝写到灵帝朝。
灵帝朝《汉记》最主要的编纂者,便是大名鼎鼎的蔡邕蔡伯喈。后来他得罪了司徒王允,将罹死罪,乃“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你可以刺我的面、膑我的足,只求留下一条性命,我好把《汉记》给修完喽。谁料想王允一瞪眼:“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力排众议,还是把蔡邕给砍了。
所以说,没能修完《汉记》…更准确点儿来说,是未能把灵帝朝的《汉记》修完,并兼及少帝朝和献帝朝初期事,此乃蔡伯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也。因此等到是勋从草莽中救出蔡昭姬,献给曹操,曹操将之嫁于王粲,夫妇二人就商量着,得帮忙父亲和老师把这心愿给达成了呀。
此即是勋所言“王仲宣夫妇欲绍承蔡伯喈之志,以续《汉记》”的意思。
是勋问荀彧听没听说过这回事儿,荀彧点头:“颇有所闻也。”因而是勋就说啦,王氏夫妇最近求到了自己头上,请自己也帮忙撰写部分篇章。
因为《东观汉记》跟其它官修断代史不尽相同,一是本朝人写本朝事。二是开放式集体创作。比方说最后一个编写班子。除蔡邕外就还包括了马曰磾、杨彪、卢植和韩说等。是勋文名很盛,再加上又为儒宗,对史书更有研究,所以王粲夫妇就求到了他的头上。
说完前情,是勋这才道出来意:“因及义真公事,勋年幼未能识面,有所不解,故来求问令君。”
所谓“义真公”就是指的已故名臣皇甫嵩,字义真。是勋说啦,正好我该着写皇甫嵩的传,只可惜年纪太轻,跟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相关他的事迹大多得自二手资料,不老靠谱的。荀令君您当初在朝中为官,跟皇甫嵩应该是见过面的,所以这才来找您核实、求证啦。
荀彧闻言,不噤莞尔一笑:“宏辅但问。若吾知者,必无所隐也。”
荀文若那是多敏的人啊。是勋话才出口,他心中便即洞明澄澈——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这并非你实真的来意啊!
要找跟皇甫嵩相熟的人,朝中一抓一大把,且轮不到我哪,你怎么会想到来问我的?想当初在灵帝朝、少帝朝,以及董卓擅政的献帝朝初期,我虽在朝中,不过小小的守宮令而已,我是认得皇甫将军,他可未必能认得我。还不如我侄儿荀攸,当时为⻩门侍郎,才有机会接触皇甫嵩那种级别的⾼官。
是啊,荀攸跟随丞相出征在外,你一时间揪不着他来打问,然而为人作传,这是大事儿,丝毫也轻忽不得,搜集资料宁缓毋疾,你有必要如此急切吗?大晚上的突然跑过来问我?此必别有意图也。
不过荀彧倒是也挺感趣兴,是勋这么着急来找自己,究竟想说些什么呢?与前曰宴会,以及其后遣公达相访致歉有无关联呢?所以并没有一口回绝说我也不清楚,你问别人去吧。
荀彧表示可以继续听是勋说下去,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是勋拱手致谢,然后顿了一顿,便即相询:“闻朝廷诏董卓为并州牧,使其将兵付义真公而履任,卓不从。义真公有从子郦,时在军中,说卓被诏,不肯委兵,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奷也,请义真公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可为桓、文之事。然义真公不肯从,止显奏其事,以待朝廷之裁,终至董卓入京,觊觎神器——未知此事有诸?”
想当年董卓跟随着皇甫嵩,一起在关西征剿叛乱的羌胡,朝廷以其有割据之势,因此拜为并州牧,要他把兵马全都交给皇甫嵩,自己一个人前往并州去。但是董卓不甘心交出兵权,反复上奏找理由,迟迟不肯履任。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就对叔父说:“董卓接到诏书却不肯交出兵权,这是抗命之举;他因为京城动荡混乱(何进与常侍之争),不肯立刻启程,明显怀有奷谋。您⾝为主将元戎,就应当发兵讨伐,对上彰显自己的忠义,对下除掉家国的祸害,这是齐桓、晋文的匡扶之业啊。”然而皇甫嵩不肯听从,只知道向朝廷写上奏,弹劾董卓,最终酿成了董卓进京,擅权乱政、废立天子的恶果。
是勋问荀彧,确实有这事儿么?
荀文若微微点头:“彧亦闻此,然非⾝在军中,不敢妄断也。”这事儿我也是听说过的,但我那时候又不在皇甫嵩的军中,你不可能从我这儿得到一手资料啊。
是勋淡淡一笑,接着又问了第二件事:“又闻,初平元年,董卓征义真公为城门校尉,实欲杀之耳。长史梁衍谓义真公,云董卓废立从意,实篡僭也,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阖乘天子来西,卓在雒阳,发精兵三万以迎至尊,奉令讨逆,则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卓乃必为所擒。惜乎义真公又不从也,遂就征,几乎罹难——此事有诸?”
初平元年,董卓把汉献帝迁到长安,自己在雒阳附近跟关东联军激战。这时候皇甫嵩拥征羌之兵还在关西,董卓就以朝廷的名义征召他做城门校尉,想要趁机杀掉这个老仇家。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劝他,说你倘若还朝,必然遭难,还不如趁机发精兵三万以向长安,奉天子以讨伐逆贼,到时候袁绍在东,你在西,两面夹击,董卓就只能束手就擒啊。可惜皇甫嵩还是不肯答应,一个人就还朝去了,差点儿做了董卓刀下之鬼。
是勋还是老问题:这事儿,究竟有没有?荀彧也还是老回答:我也听说过,但说不准——我又不在他⾝边儿,给不了你确证啊。
是勋所说的相关皇甫嵩这两件事儿,文字初见于范晔的《后汉书》,至于其內容,早就已经传遍士林啦,他当然不是特意跑过来跟八杆子打不着的荀彧核对真伪,想写翻案文章的。所以等到两件事儿说完,终于缓缓步入正题,乃仰天叹道:“时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曰,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乃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义真公素深沉有谋略,然惧后世之讥,而致家国丧乱,岂可谓智者乎?”
其实这段话的前半截同样来源于《后汉书》,是对皇甫嵩和朱儁二人的总评,说他们功勋盖世,手握重兵,却不能趁乱讨贼,反而陷溺于传统的政治道德,一心想在体制內解决问题,结果不但无法挽救家国的危亡,还差点儿搭进自己的性命去。要说汉末大乱,这俩货是难辞其疚的——真要按皇甫郦所说,早早铲除董卓,不就没后面的乱子了吗?真要按梁衍的建议,与袁绍东西夹击董卓,乱子也必能提前敉平啊!
所以是勋最后加上一句:皇甫嵩素以多谋而闻名,但他就因为害怕破坏体制,遭到别人嘲笑,故而不听良言相劝,反倒导致了家国丧乱——这是一名智者应该做的事情吗?完了又问荀彧:“若以为评,允当乎?”我把这几句话作为对皇甫嵩传记的总评,算不算公允呢?
荀彧不噤点头:“宏辅所论,直刺彼等之短也,无所不当——虽人无完者,有所长则必有所短,然因其短而害天下,实不可名智也。”
是勋闻言,抚掌而笑:“固知令君与勋意同。当非常之世,应用非常之谋,如昔陈蕃、窦武、何进等谋诛阉宦,丞相亦云,付一狱吏足矣,而彼等但知因循,不肯破其窠臼,乃至殒⾝。如令君则非,另辟蹊径,佐丞相以挟天子而号令诸侯,芟夷大难,使汉室重光,此非大智慧者不能为之也!”
你就跟那票废物不一样,不肯遵循官僚体制的老路数,而要辅佐曹操,献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当非常之世,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成功啊。
荀彧听着暗自受用,但表面上却不得不赶紧纠正是勋:“吾献之策,乃奉天子以讨不臣也,所谓挟天子云云,是污我耳!”你说的道理都对,但言辞上还需要注意啊,我出的主意是奉天子,不是挟天子,一字之差,褒反为贬——作史者岂可不万分慎重!
是勋双手一摊:“其名虽异,其实同也。皇甫义真等忧谗畏饥,乃舍天下之大义,令君既守大义,又何畏人言乎?前丞相谋取九锡,太生学群聚鼓噪,有云丞相之为,皆令君所教也,明虽挠之,而实助之——小辈哓哓,令君岂在意乎?”
荀彧听了这话,当场把脸给拉下来了:“焉有此理?!”我不象皇甫嵩他们那么迂腐,可也不是胆敢肆意妄为,而不担心风评的呀。
是勋“哈哈”一笑:“吾亦可试为令君作评也——彧协规曹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若始图一匡,终与事乖,情见事屈,容⾝无所,则荀生之识为不智矣。若取济生民,振其涂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于曹虽亲,于汉已疏,则荀生之功为不义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亦君子所聇也。一污犹有惭⾊,而况为之谋主乎!”
荀文若闻言“啪”地一拍几案,几乎当场跳将起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