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对大明经济的影响力,那是有着悠远的历史的!
任何经济体系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內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府政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府政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钱赚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国中粮食主产区。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国全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海上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嘲。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內商”入进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国全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国中商帮历史的现代曰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強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蔵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不知道为什么,越是跟这个检大人接触的久了,史可法越是觉得这个检大人不管是办事,还是说话,风格都跟皇帝一模一样的!
但史可法是不敢将检大人跟皇帝联系到一起,毕竟皇帝不可能会私自出京吧?他也猜测检大人除了王承恩外甥的⾝份,应该还跟皇上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只是猜不出来是什么关系。
“检大人,这一次性杀这么多人,我们的人马上补进去,一切都按照京师的行政体系来吗?”史可法这两曰也是忙得焦头烂额,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准备,也没有任何的交接!少了上千员官之后的空白,就要由他带来的这一百从九品给补上去!而这些人本⾝就是生瓜蛋子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