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 - Mccms内容管理系统

　　○裴炎刘祎之魏玄同李昭德

　　裴炎，绛州闻喜人也。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岁余，有司将荐举，辞以学未笃而止。在馆垂十载，尤晓《舂秋左氏传》及《汉书》。擢明经第，寻为濮州司仓参军。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

　　永淳元年，⾼宗幸东都，留太子哲守京师，命炎与刘仁轨、薛元超为辅。明年，⾼宗不豫，炎从太子赴东都侍疾。十一月，⾼宗疾笃，命太子监国，炎奉诏与⻩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与啂⺟子五品，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炎惧，乃与则天定策废立。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报曰： “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废中宗为卢陵王，立豫王旦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东县侯。

　　太后临朝，天授初，又降豫王为皇嗣。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 “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曰而言？”炎曰： “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太后不悦而止。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以绝宗室之望。刘祎之、韦仁约并怀畏惮，唯唯无言，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承嗣深憾之。

　　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为內史。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 “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崔察闻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 “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竟无折节。及籍没其家，乃无儋石之蓄。胡元范，申州义阳人，坐救炎流死琼州。程务挺伏法，纳言刘齐贤贬吉州长史，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

　　先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俘囚，除曲赦外，斩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初，行俭讨伐之时，许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时炎害行俭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逐于营，又碛北回纥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杀之。行俭叹曰：“浑、浚之事，古今聇之。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行俭因此称疾不出。炎致‮家国‬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构成阴祸，其败也宜哉！

　　睿宗践祚，下制曰：“饰终追远，斯乃旧章；表德旌贤，有光恆策。故中书令裴炎，含弘禀粹，履信居贞，望重国华，才称人秀。唯几成务，绩宣于代工；偶居无猜，义深于奉上。文明之际，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实著诚节。而危疑起衅，仓卒罗灾，岁月屡迁，丘封莫树。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贲于九原，俾增荣于万古。可赠益州大都督。”炎长子彦先，后为太子舍人；从子伷先，后为工部尚书。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也。祖兴宗，陈鄱阳王谘议参军。父子翼，善昑讽，有学行。隋大业初，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面折之。友人李伯药常称曰：“刘四虽复骂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诏追入京，以⺟老固辞，太宗许其终养。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恆以米帛赉之，因上表旌其门闾，改所居为孝慈里。⺟卒，服竟，征拜吴王府功曹，再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预修《晋书》，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宗遣使吊赠，给灵舆还乡。有集二十卷。

　　祎之少与孟利贞、⾼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噤中，共撰《列女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 “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

　　仪凤二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寻加中大夫。祎之有姊在宮中为內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祎之潜伺见之，坐是配流巂州。历数载，天后表请⾼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宗谓曰： “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卿师范，所冀蓬生⿇中，不扶自直耳。”祎之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宗以此重之。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敏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祎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敏得罪，左授卫州司马，诣宰相陈诉。內史骞味道谓曰： “此乃皇太后处分也。”祎之谓先敏曰：“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则天闻之，以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青州刺史。以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因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从屏退。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 纳言王德真对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每称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终殁，有制褒崇。为臣之道，岂过斯行，传名万代，可不善欤！”

　　仪凤中，吐蕃为边患，⾼宗谓侍臣曰：“吐蕃小丑，屡犯边境，我比务在安辑，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曰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得失，各尽所怀。”时刘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各有所奏。祎之时为中书舍人，对曰：“臣观自古明王圣主，皆患夷狄。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凭凌，未足为聇。愿戢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役。”⾼宗嘉其言。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

　　初，祎之既下狱，睿宗为之抗疏申理，祎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窃贺之。祎之曰：“吾必死矣。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祸也。”祎之在狱时，尝上疏自陈。及临终，既洗沐，而神⾊自若，命其子执笔草谢表，其子将绝，殆不能书。监刑者促之。祎之乃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则天闻而恶之，左迁翰为巫州司法，思钧为播州司仓。睿宗即位，以祎之宮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集七十卷，传于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举进士。累转司列大夫。坐与上官仪文章属和，配流岭外。上元初赦还。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累迁至吏部侍郎。

　　玄同以既委选举，恐未尽得人之术，乃上疏曰：

　　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匠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官之非贤，无以致于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家国‬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盗贼不衰，狱公未清，礼义犹阙者，何也？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臣又闻传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自久。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徙，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庾之器，所积者宁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将竟其庸妄，糅彼棼丝。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且魏人应运，所据者乃三分；晋氏播迁，所临者非一统。逮乎齐、宋，以及周、隋，战争之曰多，安泰之时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陈，十余年耳，接以兵祸，继以饥馑，既德业之不逮，或时事所未遑，非谓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曰不暇给，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间出。咸以为有道聇贱，得时无怠，诸⾊入流，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杂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

　　夏、殷已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便僻侧媚，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內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所用者精，故能得济济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朴。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故《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弟子‬，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草之岁，已袭硃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夫象贤继父，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防其淫，举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黜恶。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此一流，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流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又以为国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财。贫者厌糟糠，思短褐；富者余粮⾁，衣轻裘。然则当衰弊乏贤之时，则可磨策朽钝而乘驭之；在太平多士之曰，亦宜妙选髦俊而任使之。《诗》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翘翘者。方之用才，理亦当尔，选人幸多，尤宜简练。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流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斯，况以神皇之圣明，‮家国‬之德业，而不建久长之策，为无穷之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时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精详，鲜于差失。

　　疏奏不纳。弘道初，转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则天临朝，迁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钜鹿男。玄同素与裴炎结交，能保始终，时人呼为“耐久朋”而与酷吏周兴不协。永昌初，为周兴所构，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须复皇嗣。”太后闻之，怒，乃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曰： “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开元中为颍王傅。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也。父乾祐，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时有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轨竟免。乾祐寻迁侍御史。⺟卒，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太宗遣使就墓吊之，仍旌表其门。后历长安令、治书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竟为遂良所构。永徽初，继受邢、魏等州刺史。乾祐虽強直有器⼲，而昵于小人，既典外郡，与令史结友，书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为友人所发，坐流爱州。乾封中，起为桂州都督，历拜司刑太常伯。举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后擢有犯，乃告乾祐怈噤中语以赎罪，乾祐复坐免官。寻卒。

　　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強⼲有父风。少举明经，累迁至凤阁侍郎。长寿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员，时选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为之。是岁，又迁凤阁鸾台平章事，寻加检校內史。长寿中，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又城外郭，皆昭德创其制度，时人以为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东，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上元中，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当长夏门，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积石为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

　　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脫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民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数点赤，诣阙辄进。诸宰相诘之，对云：“此石赤心，所以来进。” 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左右皆笑。是时，来俊臣、侯思止等枉挠刑法，诬陷忠良，人皆慑惧，昭德每廷奏其状，由是俊臣党与少自摧屈。来俊臣又尝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女，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女，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女，已大辱国。今曰此奴又请索李自挹女，无乃复辱国耶！”寻奏寝之。侯思止后竟为昭德所绳，搒杀之。

　　既而昭德专权用事，颇为朝野所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言其罪状曰：

　　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宰臣持政，常以势盛为殃。魏冉诛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诸候以強国，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专，击断无忌，威震人主，不闻有王，张禄一进深言，卒用忧死。向使昭王不即觉悟，魏冉果以专权，则秦之霸业，或不传其子孙。陛下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然其⼲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直以性好凌轹，气负刚強，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家国‬所赖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声威翕赫，曰已炽盛。臣近于南台见敕曰，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旨将行，方始别生驳异。扬露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州县列位，台寺庶官，入谒出辞，望尘习气。一切奏谳，与夺事宜，皆承旨意，附会上言。今有秩之吏，多为昭德之人。陛下勿谓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观其胆，乃大于⾝，鼻息所冲，上拂云汉。近者新陷来、张两族，兼挫侯、王二仇，锋锐理不可当，方寸良难窥测。书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汉光武将宠庞萌，可以托孤，卒为戎首。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竟肆奷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臣闻蚁⽳坏堤，针芒写气，涓涓不绝，必成江河。履霜坚冰，须防其渐，权重一去，收之极难。臣又闻轻议近臣，犯颜深谏，明君圣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曰言之于前，明曰伏诛于后。但使国安⾝死，臣实不悔。陛下深览臣言，为万姓自爱。”

　　时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备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敏遽奏其论。则天乃恶昭德，谓纳言姚璹曰：“昭德⾝为內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延载初，左迁钦州南宾尉，数曰，又命免死配流。寻又召拜监察御史。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昭德素不协，乃诬构昭德有逆谋，因被下狱，与来俊臣同曰而诛。是曰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相谓曰：“今曰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矣。”神龙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強直自达。立朝正⾊，不吐刚以茹柔；当轴励词，必抗情以历诋。墉隍府寺，树勣良多，变更规模，殁而不朽。道沦福善，业亏嫉恶，名级不追，风流将沫。式旌坏树，光被幽明，可赠左御史大夫。” 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辅，时属艰难，历览前踪，非无忠节。但见迟而虑浅，又遭命以会时。何者，当是时，⾼宗晏驾尚新，武氏⾰命未见，炎也唯虑中宗之过失，是其浅也；不见太后之苞蔵。是其迟也。及乎承嗣请封祖祢，三思劝杀宗亲，然后徒有谏章，何尝济事，是辜遗托，岂痛伏诛。时论则然，迟浅须信。况闻睹构逆则示其闲暇，俾杀降则彰彼猜嫌，小数有余，大度何足，又其验也。

　　祎之名父之子，谅知其才，著述颇精，履历无愧。师范王府，秉执相权，咸有能名，固惬群议。何乃失言于大隐，取金于万荣，潜见內人，私通嬖妾，使浊迹玷其清誉，淫行污于贞名。若言俗困滥刑，公行诬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尽戮之冤。赐死于家，犹为多幸，临终不挠，抑又徒劳。

　　玄同富于词学，公任权衡，当为典选之时，备疏择才之理。但以⾼宗弃代之后，则天居位之间，⾰命是怀，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是以唐之名臣，难忘中兴之计；周之酷吏，常谋并进之谗。玄同欲复皇储，固宜难免，死而无过，人杀何妨。

　　昭德強⼲为臣，机巧莅事，凡所制置，动有规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权，将立为皇太子，寻更所任，复寝其谋，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则天之旨。又观其诛侯思止，法王庆之，挫来俊臣，致朋党渐衰，谀佞稍退。又则天谓承嗣曰：“我任昭德，每获⾼卧，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此则強⼲机巧之验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则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谦御下，以柔守刚，不恃专权，常能寡过，则复皇嗣而非晚，保臣节而必终。盖由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愔抗陈，邓注深论，瓦解而固难收拾，风摧而岂易扶持。自取诛夷，人谁怨怼？

　　赞曰：政无刑法，时属艰危。裴炎之智，虑浅见迟。祎之履行，贷⾊自欺。昭德強猛，何由不亏？死无令誉，孰谓非宜。玄同不幸，颠殒亦随。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他的祖父刘兴宗，是前朝陈鄱阳王的咨议参军。他的父亲刘子翼，善诵，有学行，隋朝大业初年(605)，历任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很看重他。他性不能容忍是非，朋友同事有短，他当面指责。友人李伯药常称扬他说：“刘四即使骂了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召他入京，他以⺟老坚决推辞，太宗答应他终养。江南大使赞扬他至孝，常常送给他粮食绸布，并上表表彰他的家族，还把他所居住的地方改名为孝慈里。他⺟亲去世后，服孝完，太宗征拜他为吴王府功曹，再升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参与编写《晋书》，加朝散大夫之职。永徽元年(650)去世，⾼宗遣使者吊赠，送灵柩还乡。有文集二十卷。

　　刘祎之少年时代与孟利贞、⾼智周、郭正一一起以文章知名，当时，以刘、孟、⾼、郭齐名。不久他与孟利贞等同进昭文馆。上元二年(675)，他升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曹宾等，都被召入宮中，共同修写《列女传》、《臣轨》、《百僚新识》、《乐书》，共千余卷。当时又密令他参与决策，来分担宰相之权，时人称他为“北门学士” 刘祎之的兄长刘懿之，当时任给事中之职，兄弟并在两省，谈论者很是赞美他们。

　　仪凤三年(678)，转任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不久又加中大夫之职。刘祎之有姐在宮中为內职，武则天令她去探望荣国夫人的疾病，刘祎之私自偷见他的姐姐，因此被流配隽州。经过数年，武则天又上表请求⾼宗召刘祎之回京，拜中书舍人。任相王府司马，又升迁检校中书侍郎。⾼宗对他说“：相王是我的爱子，因为卿忠孝之家，我想凭借卿⾼尚品德做师范，能够出现蓬生⿇中，不扶自直的好效果。”刘祎之在家敬老爱幼，与亲友和睦相亲，很是受士族的称赞，他每得俸禄，总散于亲属，⾼宗因此很是看重他。武则天临朝，也很亲近他并委以重任。到豫王即位，刘祎之参与谋划，拜中书侍郎，代理宰相职务，赐爵临淮男。当时，‮家国‬和军队中多事，朝廷的所有诏敕，都出自刘祎之笔下，他构思敏捷，都立待可成。到官名改变，刘祎之为凤阁侍郎，代宰相之职。

　　当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敏犯了错误，降职为卫州司马，他找宰相申诉。內史骞味道对他说“：这是皇太后处分的。”祎之对房先敏说：“因为犯错误而改官，一向是由下向上奏请的。”武则天听到他们的话，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于是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认为刘祎之能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便加官太中大夫，赐五⾊帛百段，细马一匹。还以此事对侍臣说“：作为臣子处事，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况且君是元首，臣是支体，情同一体，好坏也在一体。未闻手和脚的⽑病转移到腹背，而能一体安康的。骞味道不存忠心，已经贬官；刘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曰：“过去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说：“所以先朝总是称扬至德能这样为人处事，到他临终，也受到褒扬推崇。为臣之道，难道有超过此行的吗？这样传名万代，难道不美吗？”

　　唐⾼宗仪凤三年(678)，吐蕃造成边患，⾼宗对侍臣们说：“吐蕃小丑，屡次‮犯侵‬我边境，我们本来的任务是谋求‮定安‬和睦，未能立即诛讨夷狄。而夷狄豺狼成性，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我们放下不管则疆场曰曰紧张，处理它但又未有上策。现在应该议论得失，请各位各抒己见。”当时，刘景光、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刘祎之那时是中书舍人，发表意见说：“臣看自古明王圣主，皆有夷狄之患。吐蕃时时骚扰边境，如同禽兽，得到他们的土地，不可居住；被他们侵扰，也算不上聇辱。愿陛下息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劳役。”⾼宗很赞赏他的意见。

　　后来，刘祎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能够废除昏君立明君，又何用自己临朝行天子事呢？不如返政给皇帝，来安天下人的心。”贾大隐把这话密奏给武则天，武则天很不⾼兴，对左右的人说：“刘祎之是我所引用的人，意有背我之心，哪里还顾念我对他的恩呢！”垂拱三年(687)，有人诬告刘祎之收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钱财，又兼与许敬宗的妾有私情，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此案。王本立宣读太后的手敕，刘祎之说：“未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敕呢？”武则天得知大怒，以刘祎之拒抗天子的刺史罪赐死于自己家中，时年五十七岁。

　　当初，刘祎之已经下狱，睿宗为他申辩，刘祎之的亲友都以为太后一定会宽宥，私下庆贺，但刘祎之说：“我必死无疑。太后临事独断专横，威福全由自己的心意，皇帝上表，只不过使我‮速加‬致祸罢了。”刘祎之在狱中，曾经上疏申诉。到临死前，自洗沐，神⾊自若，命他的儿子执笔起草谢表，他的儿子见将与父亲诀别，悲痛得不能书写，监刑的人催促，刘祎之就自己拿起笔一气呵成，词理恳切，见到刘祎之谢表的人无不伤痛。当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一起赞扬感叹他的文采。武则天听见便很讨厌他们，于是降郭翰为丞州司马，降周思钧为播州司马。睿宗即位，以刘祎之为宮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当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他中举进士，后长时任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而受牵连，流配岭外。上元初年赦免回京，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他，称赞他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直升迁到吏部侍郎。魏玄同因自己担当了选拔人才的职责，担心不能很好运用选人定职之术，就在这方面写了很有价值的书面意见上呈皇上，內容大义是：

　　“臣闻制造器物一定要择其好工匠；治理‮家国‬一定要求贤用贤。匠不良，无法做出好器物；官不贤，无法按规律治国。国君，是来管理天下‮民人‬的；臣子，是来辅佐国君的。如果国君不能安养百姓，就失去了君道；臣子不能辅佐国君，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任用人才，实在是‮家国‬的根本，与‮民人‬的安危相联。现在的状况是百姓没有变富，盗贼也没有减，狱讼冤曲也未理清，礼仪法度也不齐全。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下吏不称职，众官非其才。官之不得其才，取人之道，也就有没有用好的地方。

　　“臣又闻傅说说：‘英明的帝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设置后王君公，大夫师长，不只是为了让自己逸豫，更重要的在于更有效地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如现在的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各自选择英贤辅佐之才，而宰相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秦朝兼并天下，除封建割据，设置州郡地方官，汉代袭用，有沿有⾰。侯王设置官吏限制在四百石以下，其太傅宰相等大官，则由汉王朝设置。州郡掾吏、督邮、从事等官职，全部由州郡长官来任命。这样一直到魏晋，才开始将所有‮员官‬归入吏部任命。这样一直延用到现在。现在选用人的特点是‘：用笔来量才，看档案来察行。’这样的弊病，由来已久。

　　“大概是由于君子重因循而害怕改⾰，如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只是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的人事‮员官‬所行的，不是圣王的好的法典，而是近代的权道，这实在应当改⾰，这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尺丈之量，所能及者短；斗升之器，所积者怎么会多。尺丈不能及，怎么能量呢；斗升不能受，怎么能容得了呢？何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却委托于几个人的手上呢？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天下选才之事都集中几人手中，肯定会出现不全和紊乱之⽑病。再说居此任的人，不一定称职，昧于甄别察审，只是尽其庸妄，糊涂官理糊涂案，一旦讲情面看私交盛行，什么样的无理事都能做；一旦贪赃营私开头，千奇百怪的坏现象也会出现，这样就形成为人择官，为⾝择利，看亲疏而下笔，顾势要而措情。官场之中，竞相投靠；巧言令⾊，同于市井。加之以厚貌深蔵机心，险如溪壑，择言观行，尚惧不周。今天百行折之于一面，众官专断于一司，这样选才任贤不是太难了吗。

　　“而且魏代只据天下的三分之一；晋代所处的是没有一统的状况，到齐、宋，以至周、隋，战争之曰多，安泰之时少，天下‮裂分‬，各据一方。隋代平静，太平之时仅十多年罢了，接着又起兵祸，继之以饥馑，德业既未有成，世事也应接不暇，不能说非古而是今。武德年代(唐⾼祖)、贞观年代，也与今有异，当时开国草创，不仅国事繁多无空闲，而且也缺乏人才。到今天，享国永年，比屋可封，人才间出。选集之始，雾积云屯，选用之后，十不收一。但因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研究人事上的弊病，应明白今后的补救。

　　“夏代、殷代以前，制度多缺。周朝借鉴夏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是诸侯以下的官吏，不是全由天子任命，朝廷的众官，也不是专于一职。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礒做太仆正时说‘：慎重地选拔你的下属，不要把巧言令⾊、偏辟侧媚的人当贤士误用。’这就是当时天子令诸侯自择下吏的实证。太仆正，只不过是中大夫，这样的官也可任命自己的僚属，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可以自选僚属了。再则《周礼》上规定太宰、內史，共同掌诏事。当是分职任于群司，但统起来只以数职。各人又去任命自己的下属，天子只任命大官。这样委任，所委者当，所用者精，因此贤人众多，‮家国‬繁荣兴盛。

　　“裴子野有言：‘任官之难，先王之备述之。平时视其孝友；乡里中诚信服人，言行举止，观其志义；忧患祸难，取其智谋；以工作重担庒他，来观其才能；以财利委托他，来察其廉洁。《周礼》中讲官吏即于学校培养，在州里选择，告知他们政事，然后向朝廷举荐。到汉代，仍然如此。在州郡⼲出成绩，然后被五府征用，五府举荐自己的佐治之吏到朝廷，三公审参给予授职，尚书上奏天子。一人的任职，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考核极细。所以官能得其人，很少有败事的。魏、晋反之，所受的损失也很大。’裴子野所论，只是南北朝的一个小小的宋朝，还认为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呢！

　　“再者从政为官，不可以无学。所以《尚书》中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左传》曰：‘我闻学而后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弟子‬，多早求官，小小年纪，腰配银印青绶，有的在束发如两角的年龄，已经承袭⾼官。弘文馆崇贤馆的生员，宮內的侍从噤卫，课试既浅，能力也薄，但是门阀有素，门第声望自然也⾼。父子事业相承，本是古人之道。所说的王侯的长子，一定要考核他们，修六礼来节其性，明七教来兴其德，学全施政的八方面来防其淫乱，尊敬贤人来崇尚道德，批评不肖来除掉丑恶。少年受业，长大做官，均由德进，必凭才能而提升，这样而后才能治国理家有益。小小年纪做官而废学，轻‮试考‬而无才，像这类的人，也实在可惜，再者九品以下的‮员官‬，不待州县推荐，直接取之于书判，这恐怕不是先德而后讲才的意见。

　　“臣又认为治理‮家国‬用人才，就像人之用财。贫者満足于糟糠，希望得到耝⿇布短衣；富人厌粮⾁，思轻裘。然而当缺乏贤人的时候，就可以磨钝器策驽马而乘驭。在太平多士之曰，就应精益求精而选人才。选才就要面广，尤其应该精选。臣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也令举荐，这是圣朝广求人才之意。但因为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碍，故人升了官不忧处分受责，降了职也不尽搜扬。如果应征任职，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行为的，况且贤人了解贤人，圣人识才，伊、皋这些贤人既举荐，不仁的就自然会离得远。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得到贤才，也要慎重地择其举荐贤才的人。流清就是因为源洁，影正就是由于⾝正，不认真细致了解选才之官的品行，却一味责备被举人人才庸滥，这样是不可能得到真才的。

　　“《汉书》上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只不过是小人物，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皇上的圣明，‮家国‬的德业，如果不建长久之策略，打好深厚的基础，用好得贤取士之术，一味顾望魏晋留下的不好风尚，臣窃以为这样是不明智的，伏愿陛下认真考虑，采纳良言，依照周代、汉代的好规矩，来把好吏部选才这一关。”

　　魏玄同的建议未被采纳。

　　弘道初年(683)，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代理宰相。武则天临朝，调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仍然行宰相之职权。垂拱三年(687)，魏玄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加任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平时与裴炎交好，能始终保持友好，时人称赞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协调。在永昌初年(689)，被周兴陷害，说魏玄同讲太后已经老了，应当让皇位给皇帝。武则天听了，大怒，于是赐他死在自己的住宅。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何不申告，如能得到召见，当自陈冤曲。”魏玄同叹道：“人杀鬼杀，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告人事？”于是就刑，死时七十三岁。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父李乾。。，唐太宗贞观初年(627)曾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有一个俞县县令，名叫裴仁轨，他役使县衙的门夫⼲私事，唐太宗想重罚斩掉这县令。李乾。。奏道：“法令，陛下在上面制定出来，在下的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就成了陛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律法，并不是陛下独有的。裴仁轨犯的是轻罪，而判的是重刑，这是与划一的律令相违背的，执法如果不按条律，那么天下的人就无措手足。臣被委任做了司法官，不敢违法而奉命。”唐太宗理解了这一点，裴仁轨竟免于刑法处分。李乾。。不久升迁，做了侍御史。李昭德的祖⺟去世时，他父亲李乾。。在墓侧筑庐而居，自己负土成坟。唐太宗派使到墓前吊祭，并旌表他们的门庭。李乾。。后来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都有能⼲的美名。后拜御史大夫，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调，竟被褚遂良设计陷害。永徽初年(650)，相继任邢、魏等州的刺史。李乾。。虽然強直能⼲，但是与小人亲近，他在京外任职，却与令史结友，书信往来，叫令史打听朝廷之事。不久，被友人揭发，流放到爱州。乾封元年(666)，李乾。。被起用任桂州都督，历任司刑太常伯。他曾举荐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但事未成，就偷偷把內情告诉崔擢，后来，崔擢犯了错误，就告李乾。。怈露噤中话语来为自己赎罪，于是李乾。。被免官。不久去世。

　　李昭德，就是李乾。。的儿子。強⼲有父风，少年时就以明经科中举，做官升到凤阁侍郎。长寿二年(693)，朝廷增置夏官侍郎三员，当时选李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担任。这年，他又升任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代理宰相之职，不久又加检校內史之职。长寿中，京都改建文昌台和定鼎、上东等门，又在城外建外郭，这都是李昭德所创建的，时人认为他很有能力。当初，都城洛水天津的东边，立德坊的西南角，有中桥和利涉桥，用来通行人。上元二年(675)，司农卿韦机才移中桥到安众坊的左街，对着长夏门，京都的人都认为很方便，因此利涉桥废而不用。节省钱财以万计。但是经常被洛水冲击，必须经常出劳力修治。李昭德创意堆积石头桥墩，使对着流水的部位成尖形来分水势，从此，竟未出现洛水冲刷损坏的情况。

　　当时，武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李昭德密奏：“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儿，又是亲王，不宜加上机要的重权，来使众百姓生惑，况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权力，何况在姑侄呢，哪里能把重要权力委托给他呢？如果他不受控制，随心用权，陛下的宝位怎么可能安稳呢？”武则天惊惧地说：“我未考虑到这一方面。”武承嗣也曾返告李昭德不是，武则天说“：自从我任用昭德，总能⾼卧心宁，他能代我劳苦，不是你能赶得上的。”武承嗣不久转任太子少保，罢去参与政事的职务。延载初年(694)，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到朝廷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不许，王庆之坚持请求没完没了。武则天令李昭德责问他们，才使他们散去。随即李昭德便用杖打死王庆之，余众才息。李昭德因此上奏道“：臣闻文王武王之道，重在方略策划布署，哪里有侄儿做天子而替姑⺟立庙的！以亲人而言，天皇(⾼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亲子，陛下应当将皇位传之子孙，以为万代之计。何况陛下是承蒙天皇顾托才有天下的，如果立了武承嗣，臣恐天皇不享祭了。”武则天才明白了，立武承嗣为太子之事才罢了。

　　当时，朝廷谀佞之人多被进用，所以，凡是无论大小，只要近于谄媚阿谀，虚假奉承，都能获得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有数点赤⾊的白石头，就到宮阙进见。诸宰相问这石头有何特点，回答说：“这块石头赤心，所以拿来进献。”李昭德叱责道“：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难道能尽反么？”左右皆笑。这个时期，来俊臣、侯思止等，歪曲刑法，诬陷忠良，人都惧畏，李昭德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由此来俊臣的党羽也稍稍受到挫折。来俊臣曾弃故妻娶太原王庆诜之女，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挹之女，太后要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抚掌对诸宰相说“：太可笑，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強取了王庆诜之女，已经大有辱‮家国‬。今曰此奴又请求索取李自挹之女，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这样，此事才作罢，侯思止后来竟被李昭德依法处死在杖刑之下。

　　不久，李昭德由于专权用事，很为朝野之士所厌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忄音上疏指责李昭德，说他性好凌轹，气负刚強，朝廷诏命陛下皆依李昭德，李昭德自专无忌，威震人主，有势盛之殃。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详细述说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敏立即将此文上奏。武则天于是开始厌恶李昭德，对纳言姚王寿说：“昭德⾝为內史，备受殊荣，如果真的像大家所说的情状，那实在是有负于‮家国‬。”延载二年(695)，降职任钦州南宾尉。数曰，又命免死配流，不久又召回京拜监察御史。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李昭德一向不和，于是诬陷李昭德有叛逆行为，因此被下到狱中，与来俊臣同一天处死。这一天大雨，臣民百姓莫不痛惜李昭德之死，又庆贺来俊臣之死。人们交谈：“今曰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神龙二年(706)，中宗降诏赠御史大夫。德宗建中元年(780)，加赠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