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而,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b>译文</b>
《旧唐书-韩愈传》开头说:“韩愈时常以为从魏、晋以来,做文章的人拘泥于对仗,而对经典的思想意义,不再提倡,所以做文章抒发意见讲大道理,自己成为一家的新说法。后辈的学人多取他的榜样,当时这样做文章的很多,但是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人称为‘韩文’。”而又说:“韩愈常常依仗自己的才华随意写作,也会违背孔子、孟子的精神实质。举例说吧:南方人很随便很轻率地把柳宗元称作‘罗池神’,韩愈就撰写碑文予以记载,使之成为事实。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不应该考进士,而韩愈为李贺作《讳辩》,叫他应进士试考。又作《⽑颖传》讥讽世态不近人情。这些是文章中很错误的。所作《顺宗实录》,繁简不妥当,记事情的取舍不当,很受当代人的非议。”裴晋公(裴度)有《寄李翱书》说:“昌黎韩愈,我早就知道他了,这人的确有才能。近来有时听朋友们说:他依仗出群的才华,往往肆意逞才,不用文章去建立法制,而以文章为游戏。这可以吗?现今一些不及他的人,应当为此提防着。”《旧唐书》说韩愈有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且用不着指责的。但裴度也这样说是为什么呢?因为裴度写这封信时,名誉地位都还没有。信的最后写着:“昨曰小弟来,是想能及时在功名上有所进取。我虽然名为‘度’,也不敢自视甚⾼。现在孤零潦倒到这个地步,出外做官又是为了什么呢?因此,我不能听从老朋友的勉励,今后只去致力于耕种田园,苟且地过曰子罢了。”可是到了后来,裴度出征淮西时,请韩愈作他的行军司马,还让他写过碑文。这些事都在许多年之后,二人相互了解已深,与未成名之前二人的关系是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