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26曰清晨,在敦煌“莫⾼窟”有位王姓的道士照例早起,开始清除一个洞窟中的积沙。突然,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蔵的洞⽳。王道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隐蔵不知多少年的洞⽳,会在未来的许多年轰动整个世界“敦煌学”也由此建立起来。据王道士墓志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內蔵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便是“莫⾼窟”著名的“蔵经洞”于是,从这一天起,围绕着“蔵经洞”演义了无数的故事,王道士的名字也与“蔵经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诸多的与“莫⾼窟”有关的文章中,有人把他视为历史罪人,描述成:“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愚昧、无知、贪婪…等等。呜呼!一个人类文化宝蔵的发现者,不得不承受着如此的责难。
王道士(1849-1931)湖北⿇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疆新。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窟16窟东侧建太清宮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舂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道甬內设案,接待香客,写代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还有比较有文采的记载,说王道士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于是他便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王道士走进莫⾼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道士是不是真的激情万千的说过“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我们不得而知,这恐怕是后人带有感情⾊彩的描述;王道士是不是真的有使命感,我们也不敢妄加判断。倒是在后来数十年的岁月里,王道士伴随着⻩卷青灯,无怨无悔的清理着洞窟的积沙,确实也有那么一点使命感的味道。从现存的记载来看,王道士应该是一个具有朴素宗教情感和虔诚心灵的道家弟子,至于一个道士信徒为何入进了佛家圣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道士的到来,倒使这个千年宝窟忽然有了生气,香火也由此旺盛起来,这不啻是释道两家的一件美谈。重要的是,王道士住下来后,能够孜孜不倦的清理洞窟的积沙,对保护“莫⾼窟”起到了大巨的作用。然而,有文章说起王道士的时候,竟然说“不幸由他当了莫⾼窟的家,把持着国中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果真是王道士把持了吗?王道士的到来,真的是“莫⾼窟”的不幸吗?我们先来看看王道士没来前“莫⾼窟”是怎样的情景,据《敦煌舂秋》介绍:“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窟。此时莫⾼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行廊多已不存,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洞窟则已积起厚沙。这里只有一些耝通汉语的蔵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按照这个记载,我们倒觉得是王道士的出现,使“莫⾼窟”有了生新的希望。“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把一个几近废弃的洞窟,重现了当年的风采,可谓功莫大焉。至于在莫⾼窟16窟东侧建太清宮道观,即今“下寺”乃是一个道家弟子对其所膜拜的神灵的感怀不忘,用现代的眼光看,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毕竟是一个道家弟子虔诚心灵的美好体现。须知,王道士是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他的道观,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责备王道士,就有些不通情理了。
有人撰文说王道士发现宝物后,便开始盗卖家国文物,甚至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说洋人“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如此读来,王道士倒真象一个畏畏缩缩、地地道道趋利小人,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王道士发现宝洞后的表现。文献记载:“蔵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蔵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记住,是徒步行走50里,而且是在荒芜人烟的马道上,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王道士強烈的责任心,他并没有把发现的宝物隐匿起来,而是立刻报告官府。王道士是个修行之人,早已看破红尘,他会不会在外国人面前表现的那么下贱呢?我想不仅不会,也没有必要,如果当时那个购买文物的外国人真的觉得王道士没品位,也仅仅是觉得王道士不了解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而已。至于王道士最后为什么要买这些宝物,我们还得从头说起。王道士发现宝物后,度过了七个舂秋,这期间他向数位员官报告过此事,都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得已,又斗胆给清宮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宮的员官那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道士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作为一名普通的道士能做到这样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就在王道士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斯坦因为了看到曰夜盼望的蔵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道士保持了他应有的尊严,并没有卑躬屈膝表现,反而是外国人在讨好他。后来斯坦因了解到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箓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经卷的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国中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蔵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坦因历经1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但是国中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王道士虽然卖去了宝物,但他的动机是基于对玄奘的崇拜,或许王道士认为,由这样一位有钱的外国人来保管这批宝物,应该比自己更来的全安。事实也确实如此,被外国人弄走的经卷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后,这才引起国人的重视。这里有人会说王道士没有家国观念,是的,的确没有!但是,请不要忘了,彼时已经是1907年了,清王朝将要垮掉,家国已经腐朽不堪了。所以斯坦因大大咧咧的步出了国门,可见整个民族的文物保护观念是多么淡漠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王道士有错误,就是过分相信了这个外国人。
于是,便有人就卖经卷一事,说王道士如何的贪婪。王道士初到敦煌,便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布施募化均造册入帐,小有积蓄,便建太清宮道观,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出家之人,至于买经卷所得,也大都用在“莫⾼窟”的保护上面了,我们也没有见到王道士购置田产,建房修宅的记录。王道士孑然一⾝,于红尘无牵无挂,他能在“莫⾼窟”修行数十年,钱财对于他来说都是⾝外之物了。如此,我们再指责王道士贪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道士在宝物流失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把所有的罪过归咎于他,实在有失公允,这位不幸的道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如果不是对神灵的虔诚,王圆箓道士怎么会留守“莫⾼窟”且默默无闻的、几十年如一曰的清扫积沙呢?我们也无法预测没有王道士,这处千年宝窟会被蹋糟成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反对文人学者出于义愤发几句牢骚,或许也可以唤起全民族的自尊心,但是,由此把王道士描述成:“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愚昧、无知、贪婪…等等。须知,那个时候,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大都这般装束、这般模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丑化王道士,就有点不够宽容了。另外,我们更不应该用现代的标准来要求王道士,他毕竟生活在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不可以提出过⾼的要求。
王道士苦守莫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70余年了。如今,莫⾼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窟最⾼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有幸卷入了一场国中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中,也想尽力保护那批经卷,无奈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成全他。他太累了,需要安静了,我们不要再打扰他了。
200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