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点左右，楚天舒起床后刚洗漱完毕，正打算出门跑步，陶玉鸣敲门进来了，他报告说：“楚记书，刚接到环卫工人的警报，白存礼跳楼杀自了，他留下一封遗书，承认常以宽下毒案是他指使的。”
楚天舒忽地站起，眉头拧成一个川字：“走，去现场。”
白存礼是从石花大店酒的第十三层跳下来的，摔得脑浆迸裂，根本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尸体已经拉走，地上残留着血迹，一份亲笔写成的遗书送到了楚天舒面前。
遗书不长，一百多字，白存礼承认自己指使常以宽对孩下毒，事件发生后良心受到谴责，寝食不安，实在无法承受大巨的心理庒力，所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以死谢罪。末尾向家人，向社会，向钱忠一家表达了忏悔，署名白存礼，即曰。
楚天舒看了一眼，说：“拿去做字迹比对，看是不是他写的。”
侦破方向迅速转移到白存礼⾝上，经过字迹比对，证实遗书确实出自死者之手，而白存礼与常以宽以往的关系密切也是人尽皆知。
警方和委纪联合对白存礼和常以宽进行了调查，发现常以宽用各种假票发报销贪污城关镇卫生院的公款二十多万元，挪用公款十多万元，和某医药公司有不正当的利益链条关系，收取回扣二十多万元。
顺藤摸瓜，白存礼在担任城关镇党委记书之时，与常以宽相勾结，通过开具证明骗取二胎指标，担任副县长之后，利用分管教卫的职务之便，与常以宽联手，长期收受某医药公司的贿赂达三十多万元。
案件渐渐明晰起来，证据链完整了，白存礼为了维护他的一己私利，不惜制造惨案阻挠医疗改⾰，他指使常以宽利用起火的混乱之际，在孩的输液瓶加入了超量的⿇醉剂，造成孩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事后又指使常以宽、老钱等人煽动闹事，企图制造骚乱，破坏改⾰。
城关镇卫生院孩之死的案件终于告破，市督导组的郝建成相当満意，通令嘉奖了南岭县安公局参战⼲警，给局长陶玉鸣记了个二等功。
案件的破获，给南岭县的⼲部群众留下了诸多疑问，也给善后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众所周知，白存礼是付大木一手提拔起来的⼲部，原先只是城关镇的一个村支书，然后副镇长、镇长、镇党委记书，再到副县长，而且有传闻，假如付大木当了记书，他将接任县长的位置，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要⼲这种蠢事呢？
另外，如果说这是一出丢卒保车之计，但看起来常以宽应该是卒，而⾝为副县长的白存礼才是帅啊。照这么说，这背后是不是还有比白存礼更大的帅？
当然，白存礼已畏罪杀自，死无对证，这些疑问只能在私底下议论，而真相大白之后，钱忠一家一下由主动变为被动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大问题，一是经济赔偿，二是常以宽、老钱等人的判决，三是生育指标。
督导组撤离之前，郝建成主持专题会议，表彰陶玉鸣等破案有功人员，并讨论了相关的善后工作。
会上，薛占山汇报了钱忠提出的要求，一是按照以往县里发生人命案的惯例，赔偿三十万元，二是从重从快判决罪魁祸首常以宽，三是要一个生育指标。
与刚才表彰时的喜气洋洋不同，说到孩的死，楚天舒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平心而论，钱忠要求赔偿三十万元不过分，要求严惩凶手更是合情合理，要一个生育指标也顺理成章。
可是，这三个要求遭到了付大木等人的极力反对。
薛金龙率先发言说：“钱忠本来就是个刺头，仗着脑袋瓜灵活，看到不顺眼的事就到处告状，平时没少给⼲部们出难题，我就出面接待过很多次，难缠的很，要是答应了他这些条件，不知道还会提出多少无理要求来。例如，他想再生一个孙，给他一个生育指标，如果生不到孙，一定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
这几句话说完，信访办的负责人在暗暗点头。
陶玉鸣接着说：“怎么惩办凶手是法院的事，哪里能由他钱忠说了算。再说了，白存礼已经跳楼自尽了，就算是一命抵一命，还不够吗？另外，他要求赔偿三十万也跟府政无关，害死他孙的是白存礼和常以宽，他应该找他们索赔去。”
“对于像钱忠这样的刁民，我们决不能迁就纵容。”付大木敲着桌说：“事件发生之后，钱家人打砸了卫生院，造成的损失也有十来万，这个就算是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起码也应该赔偿吧。”
付大木等人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楚天舒尽管觉得他们的说法很冷血，但一时也难以反驳。
他们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哪里知道为了做通钱忠的思想工作，一大帮人付出了多少的艰苦努力啊？与其说他们不肯答应钱忠的要求，还不如说是在故意给楚天舒出难题：你不是跟钱忠谈好了吗？你満足不了他的要求，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通过这次事件的接触，楚天舒了解了钱忠，他这个人脾气虽倔犟，但为人仗义，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特别是在尸检完成之后，立即同意了对孙尸体进行火化，既没有胡搅蛮缠，也没有提附加的条件和要求。
在钱忠⾝上，楚天舒看到了国农民的勤劳、正直和淳朴，更感受到他是个讲信用、有感情的汉…
正思考着，余乾坤发言了，他说：“钱忠的孙没了，想要再生一个，这个要求我觉得不算过分，毕竟在农村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浓的。”
薛金龙说：“余主任，我提醒你一下，搞胎儿的性别鉴定是违法行为啊。”
余乾坤说：“生男生女，这个谁也不好保证，我们可以事先让钱忠签字画押，生了女孩也不能再闹了。”
薛金龙用鼻哼哼两声，没再说话了。
杨富贵分管全县的维稳工作，他说：“虽然孩的死是常以宽等人蓄意所为，但人死在了卫生院，说明卫生院在管理上还是存在漏洞，从维稳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适当给予赔偿也是应该的。”
陶玉鸣立即质问道：“杨记书，适当？适当是多少？这年头，谁会嫌钱多咬手哇？”
柳青烟呛了他一句，说：“适当就是大家讨论觉得合适就行。”
陶玉鸣“嘿嘿”一笑，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也不再说话了。
双方你来我往，僵持不下。
最后，郝建成说：“案总要有个了断。我代表督导组说个意见，你们再谈论。对涉案人员的判决，法院会依法审理，任何人也不能⼲预。生育指标嘛，给就给一个吧，反正这种事情也没人好攀比的。至于赔偿，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有个五万块就差不多了，至于砸了卫生院的东西，也就不追究了。你们看怎么样？”
郝建成发话了，其他人还能怎么样？他是青原市委常委、市政法委记书、市安公局局长，又是这个案件的督导组组长，他发了话，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一条人命，才五万块钱？楚天舒心里充満了愤懑，但还是得打起精神来，安排杨富贵和薛占山去和钱忠谈，说服他接受这个结果。双方争论的时候，他一直在琢磨，补偿太多的钱看来不太现实，只能想办法在别的方面给钱家一些安慰。
第二天一大早，八点钟还没到薛占山就上班了，他一进院，就看到钱忠带着老伴儿和二妮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是看着钱忠一家三口腰里系着的白布，脚上的白鞋，头上的⿇绳，薛占山真的不忍心看下去，总感觉有一个鼓槌在敲击着他的心灵。
从上午八点一直谈到午十一点多，薛占山和许彬费尽了口舌，总算说服了钱忠不再纠结判决和一定要生男孩的事，但对五万块钱的赔偿，实在难以接受。
“占山，不是我们家不讲理啊。”钱忠的老伴儿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洪水，哽咽着说：“你是知道的，为了生这个孩，我们家交的罚款也不止十万哪。”
薛占山竭力忍住內心的酸楚，不让泪水流出来，他不敢正视钱忠老伴儿的眼睛，红着脸，无奈地说：“三舅，三舅妈，你叫我怎么办，南岭县穷得叮当响，就这么个现状啊。”
许彬跟着说：“是啊，老钱，就我们县这个状况，五万块也不少了。再说了，生育指标也有了，白存礼也偿命了。说起来，你们还砸了卫生院不少的东西呢，也没要你们赔偿嘛。”
钱忠倔脾气又上来了，他指着他们两个说：“薛占山，许彬，你们不要以为我孙的尸体火化了，我就没辙了，我照样可以捧着骨灰盒，到省城京城去告状，告不赢，祖孙三个就喝农药死在***广场上！”
说完，钱忠回过头，拉着老伴儿和二妮，抹着眼泪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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