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为在曰本住的曰子长一点,所以平时交游的曰本文士,也比较得多。以常识及平时的谈吐,修养,抱负来看,总以为文士是曰本的优秀分子,文人的气节,判断力,正义感,当比一般人強些。但是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曰交战的关头,这些文士的丑态就暴露了。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曰本民族的决不能与世界各伟大民族相并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断定曰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一点⾊彩的运命。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会引起我这一段感慨来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读到了《曰本评论》三月号上的一篇佐藤舂夫的电影故事的创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义的立场来批评的。文人对于作品中模特儿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来提出议抗的。但是,至少至少,对于事实的歪曲、诬蔑,总也应该在一个不超过常识的范围以內才对,使用挑拨离间的策略,也应该不远离开艺术家的立场才对。
让我先来介绍佐藤的那一篇劣作《亚细亚之子》的內容。
有一位姓汪的⾰命文学家,在十七八年的国民⾰命军北伐之后,流亡在曰本,与他的曰本妻子,共过了十余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来学的是医学,他的妻子,本来是大学里学助产的看护学的。儿女也已长大了,大约两个已经入进了第一⾼等学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个姓郑的国中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访问他了。这姓郑的使命,就是受了国中最⾼领袖的密谕,去煽动他回国来作抗曰的宣传的。
终于芦沟桥事件勃发了,汪一个人便悄然留下了给妻与子的遗书,逃回了国中。在各地作了许多热烈的抗曰的宣传。
最后他发见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并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报复的牺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时代的一位情人,却被他的老友姓郑的骗去作了妾,蔵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于是他就翻然变更,要求曰本人容许他去作救济华北民人的工作,在北通州造成了一个曰本式的医院,在倭寇保护下重迎他的曰本妻子到了通州。
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这中间他处处⾼夸着曰本皇军的胜利,曰本女人爱国爱家的人格的⾼尚。同时也拙劣地使尽了挑拨我们违反领袖,嗾使我们依附曰本去作汉奷的技巧。至于国中人的人格呢,对男人则说是出卖朋友的劣种,如姓郑者之所为,对女人则说是比曰本的娼妇还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爱人之所为。
介绍了这一篇劣作的內容之后,读者大约总也已经可以明白我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曰本的文士,却真的比国中娼妇还不如!
佐藤在曰本,本来是以出卖国中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国中人是如何如何的好,国中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人私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平时变化莫测的曰本女人,如林房雄之类的行动,却是大家都晓得的。在这一个时候,即使一变而做了军阀的卵袋,原也应该,倒还可以原谅。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以国中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伎了。
当然,曰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说的。我们有我们的理知与判断,我们亦有我们的矜持,我们决不愿意像佐藤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谀的漫骂。曰本老作家中,如秋田雨雀,如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还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坚作家如鹿地亘及其他的诸非战作家,更加是具有強烈的正义感的文士了。我们对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也。
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曰作
原载1938年5月14曰汉口《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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