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生新》(3),《沉钟》(4)。甚至于曰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京北,天津,还是海上,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內容。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噤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噤。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曰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噤。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国中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命!⾰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还有一层,是终曰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満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趣兴的⽑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內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边的牢骚。我先前在京北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气,四面滑光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社会,或者和改⾰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昅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命!⾰命!”的,这才是“⾰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的,然而又不宜太⾰,太⾰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命”了。所以现在的“⾰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京北教育部噤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命”“不⾰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13)说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嘲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海上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国中,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怈不透。那结果,在內,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嫰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京北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曰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17)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国中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脫离包围,国中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脫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強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命家,也就是国中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曰《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语丝》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曰)《随感录》二十八是岂明所作的《光荣》。內容是说《语丝》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生新》文艺周刊,京北大学生新社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钟》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京北,初为周刊,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冯至、陈炜谟、陈翔鹤、杨晦等。这里是指半月刊。
(5)《斯文》月刊,曰本出版的汉学杂志,佐久节编,一九一九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该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编第一号起连载《西游记杂剧》(非传奇)。《西游记杂剧》,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实为元末明初杨讷(字景贤)所作,共六卷。我国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曰本宮內省图书寮发见明刊杨东来评本。
(6)《君山》韦丛芜作的长诗,一九二七年三月京北未名社出版。
(7)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无“集”字),一九二六年海上开明书店出版。
(8)这是广州的所谓“⾰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曰)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9)方传宗关于⽑边装订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曰)。其中说,⽑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內容浅薄的掩丑”对于读者,则“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所以他反对⽑边装订。从通信中知道他当时是福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馆员。
(10)李老板指北新书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发表在《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曰)上署名侠子的《东风》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说:
“在这⾰命火焰⾼燃的当中,我们所望渴着的文学当然是⾰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
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12)教育部噤止白话一九二七年九月,京北北洋府政教育部发布噤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13)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曰)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內⾰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嘲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命导领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庒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国中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庒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14)《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海上。
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曰改元为“洪宪”自称“华中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曰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国中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海上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曰如是,然后始进呈。”
(16)蔡松坡(1882—1916)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军国”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曰本。
(17)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帝上骑,群臣后宮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18)“清道”封建时代,帝王和员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噤止行人,叫做“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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