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本汉著的《国中语和国中文》。⾼本汉〔2〕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呢?那无疑的是因为国中化了。他的确对于国中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国中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国中字,以为对国中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揷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国中恰好相反,正认为⾼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国中文的“含混的地方,国中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国中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国中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国中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国中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揷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国中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曰《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47页注〔1〕。〔2〕⾼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国中,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国中语和国中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