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律师的演说中有一个论点，使大家都大吃一惊，那就是完全否认这倒楣的三千卢布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抢劫的可能。

　　“诸位陪审员，”律师开始说“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最使一切刚来的、没有成见的人觉得惊愕，那就是控诉抢劫，同时却完全不能在事实上指出：所劫的是什么？据说，所劫的是钱，就是那三千卢布，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否实际存在。你们想一想：第一，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三千卢布，谁看见的？只有仆人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看见过，而且指出这钱是放在信封里，还注有几行字。也是他，在灾难发生以前，就把这事告诉了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费多罗维奇，也曾通知过斯维特洛娃‮姐小‬。但是这三个人自己都并没有看见过这笔钱，看见过的还是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这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假使果真有这笔钱，斯麦尔佳科夫果真看到过，那么他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这笔钱从床上拿走，又放在小箱里，没有对他说，又怎样呢？你们要注意，据斯麦尔佳科夫说，钱放在床上被褥底下；被告应该从被褥底下摸出来，但是床铺一点也没有弄皱，对于这层，笔录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被告怎么会一点也不弄皱床铺？还有他的染満了血的手，怎么竟没有弄脏特地铺上的⼲净而细致的床单？有人会说：地板上那个信封怎么说呢？关于这信封，倒正值得我们好好谈一下。我刚才甚至感觉有点惊讶：才智⾼超的检察官在提到信封以后，就在他指出关于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这种怀疑十分荒诞的时候，曾突然自己说明，——诸位听清楚，他是自己声明的：‘假如没有这个信封，要是它不留在地板上成为一个物证，要是抢劫的人把它带走了，那么全世界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封，信封里面有钱，从而知道那钱是被告抢走了。’因此，甚至检察官自己也承认，只有这一块上面写着字的破纸，是控告被告抢劫的根据，‘要不然，谁也不知道抢去了钱，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笔钱。’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有一块破纸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里面曾放过钱，而且这钱已被抢走的证据么？有人会回答：‘可是斯麦尔佳科夫看见过这信封里有钱的。’但是他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见的？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句话。我同斯麦尔佳科夫谈过，他对我说，他在灾祸发生的前两天看见过这笔钱！但是为什么，比方说，我不能作以下的设想呢，那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老头子独自关在屋里，在不耐烦地、歇斯底里地期待着他的情人来到时，由于无事可做，突然把信封拿出来，拆开封口说：‘要信封⼲吗，也许她还不会相信哩，如果把三十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摆在一堆给她看，也许会印象更強烈，引得她流出口水来。’于是他撕破信封掏出钞票以后，作为主人，自然有权把信封随手扔在地板上，不会担心什么物证不物证。诸位陪审员，请问，还有比这种设想，这种情况可能性更大的么？这有什么不可能呢？但要是类似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既没有钱，自然也不会有抢劫的事，如果那个信封留在地板上，就是里面有钱的证据，那为什么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说法，就说信封所以落在地板上，正是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钱，那笔钱已由他的主人事先取了出来呢？‘不错，照这样说，这笔钱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从信封里取了出来以后，既然家里进行搜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那么它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在他的小钱箱里发现了一部分钱，第二，他在早晨的时候，甚至还在头一天，就可能把钱取了出来，另作处置，付给别人，寄出去，或者变更主意，根本改变了他的行动计划，而在这样做时根本不认为事先必须要报告给斯麦尔佳科夫知道。只要哪怕有这样设想的可能存在，就怎么可以这样坚决、这样肯定地指控被告为抢劫而杀了人，而且确实有抢劫的事情发生呢？要是这样，就等于是侵入了小说的领域。既然肯定某种物件被劫，就该指出这东西来，或者至少确切证明它是存在的。但是竟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它。在彼得堡，最近有一个作小贩的青年人，只有十八岁，还几乎是个小孩，在大白天拿斧子闯进一家钱铺，用不寻常的、典型的大胆举动杀死了老板，抢走一千五百卢布。五小时以后他被捕，从他⾝上抄出除了他已经用去的十五卢布以外的全部款项。此外，一个伙计在凶手走后回到铺子里，不但把被抢去的钱数报告了‮察警‬，还说出这笔款子是什么样的钱，有多少张花钞票，多少张蓝⾊，多少张红⾊的，多少个金币，是什么样的，而在被捕的凶手⾝上发现的恰巧就是这样的钱和金币，不但如此，跟着凶手还完全坦白地承认了他杀人，并且抢走的正是这样一笔钱。诸位陪审员，我认为这才叫物证！因为在这里我知道，看见，而且摸到了这笔钱，决无法说没有钱，或者以前根本就没有过这笔钱。本案的情况是这样么？要知道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一个人的命运。人家要说，‘这话对，不过他在那天夜里酗酒胡闹，乱花银钱，在他⾝上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呢？’但是正因为发现的只有一千五百卢布，而另外一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发现不出；因此恰恰证明这也许并不是那笔钱，也根本从来没有装在任何信封里过。经过时间推算（而且非常严密），预审中已经查明并且证实被告从女仆那里跑到‮员官‬彼尔霍金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回家，也没有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以后一直在众人面前，所以不可能从三千卢布里分出一半来，蔵在城里。正是因为这一点，检察官才猜测钱蔵在莫克洛叶村中的地板缝里。诸位，是不是蔵在乌道尔夫城堡①的地窖里了？这个猜测是不是太富于幻想和浪漫⾊彩了呢？大家注意，只要这一个猜测，就是蔵在莫克洛叶的猜测，一被打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完全成了泡影，因为要是那样，这一千五百卢布究竟在哪里，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既然已经证明被告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奇迹竟会使这笔钱变得无影无踪了？我们竟准备用这样的传奇小说断送一个人的生命！有人会说：‘无论如何他始终说不出他⾝上那一千五百卢布是哪里来的；大家又都知道在这夜里以前他并没有钱。’但是谁知道呢？被告自己却清楚而坚定地交代过钱是哪里来的，而且可以说，诸位陪审员，可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供词更可信，而且同被告的性格和心灵更符合的了。检察官喜欢他自己的传奇小说：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决定蒙着聇辱拿他的未婚妻给他的三千卢布，是不会分出一半来缝到护⾝香囊里的，反过来说，即使果真缝了，也会每两天一拆，一百一百地掏出来用，在一个月內把它全数花光。别忘了，这一切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驳的口气说出来的。但假如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又怎么办呢？假如你们编了一部传奇小说，可是小说里描写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物，又怎么办呢？而事实上你们恰恰是创作了另外一个人物！有人也许要驳：‘有证人可以证明他在灾祸发生以前的一个月，在莫克洛叶村里已经把从维尔霍夫采娃‮姐小‬那里拿来的三千卢布挥霍⼲净，象花一个戈比那样的随便，因此是不可能分出一半来的！’但那是些什么证人呀？这类证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无遗了。再说，别人手里的面包看起来总是显得大些的。何况这些证人里面谁也没有数过这笔钱，只不过用眼睛估量了一下。证人马克西莫夫不是曾经供过，说被告手里有两万卢布么。你们瞧，诸位，既然心理学是两头的，那就容许我也利用一下另一头，再看看结果是否一样——

　　注：①指英国女作家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年）所着小说《乌道尔夫的秘密》中的故事——

　　“祸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维尔霍夫采娃‮姐小‬曾给被告三千卢布，托他代汇出去，但问题是，托付这笔钱时竟是这样丢脸，这样屈辱，象刚才宣布的那样，这到底是否‮实真‬？在维尔霍夫采娃‮姐小‬对于这问题最初的供词里并没这样说，完全没这样说；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们只听到怨恨、复仇的叫嚷，长期积愤的叫嚷。单单从女证人曾在最初的供词里作不正确的供述这一层，就使我们有权利下结论说，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确。照检察官的话说，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触这段浪漫史。随它去吧，我也不去接触它，但只想说，假使象可尊敬的维尔霍夫采娃‮姐小‬那样一位毫无疑问是心地纯洁、道德⾼尚的人，象这样一位女士，也竟会忽然在法庭上怀着陷害被告的明显动机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作这个供词时显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并非平心静气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断定复仇的女人会言过其实么？很明显，她正是过分夸大了她交钱给他时的那种轻侮和‮辱凌‬。恰恰相反，她交托这笔钱时，一定是还能够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象我们的被告那样一个轻率不假思索的人来说。特别是因为，他当时可以指望从他的父亲那里很快地拿到账上欠他的三千卢布。这是轻率的，但正是由于轻率的缘故，他深信父亲会付他这笔钱，他会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维尔霍夫采娃‮姐小‬交付给他的钱从邮局里汇寄出去，还清他的债务。但是检察官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他会在当天，在刚受过她指责的那一天，从到手的钱里分出一半来，缝进护⾝香囊。‘他不是这样的性格，不会有这样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却又说，卡拉马佐夫天性广阔，他自己大声宣扬过卡拉马佐夫能同时体察两个正巧相反的深渊。卡拉马佐夫就具有这种两方面的，横跨两个深渊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难忍的酗酒的需要时，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另一方面打动了他，他也会顿时止步回头的。这另一方面就是爱情，——就是恰恰在那时候象火药一般燃烧起来的新的爱情。为了这爱情，他需要金钱，甚至比起和他的这位爱人一起酗酒的需要来还要迫切得多，哎，还要远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说：‘我是你的，我不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他就要马上抓住她，把她带走，到那时候他必须有钱才办得到。这比酗酒还重要。卡拉马佐夫不懂得这一点么？其实他正是在为这件事情操心，为这件事烦恼，——因此他把钱分出一半，蔵匿起来，以备万一的需要，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直不曾把三千卢布交给被告，却听说反而要把这笔款子用来引诱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岂不是将成为一个小偷么。’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他要走到维尔霍夫采娃‮姐小‬面前，把他一直蔵在护⾝香囊里的一千五百卢布交出来，对她说：‘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这才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卢布宝蔵着，决不会拆开护⾝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来花的双重原因。你们根据什么不承认被告会有名誉感呢？不对，他是有名誉感的，也许是不正确，也许时常有错误，然而这种情感是有的，还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事情复杂起来了，吃醋的痛苦达到了⾼峰，在被告的发热的头脑里越来越痛苦地呈现出那两个老问题。‘我把钱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可叫我拿什么钱来把格鲁申卡带走呢？’他在这一个月內不住发狂，暴饮，在‮店酒‬里闹事，也许就因为他心中悲苦，简直无法忍受。这两个矛盾问题最后终于尖锐到了使他绝望的地步。他刚打发三弟去代他最后一次向父亲索取这三千卢布，但没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闯进家里去，结果弄到当着证人们的面揍了老人一顿。这样一来就再也不可能从任何人手里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亲是不肯给钱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着自己前胸的上部，蔵着护⾝香囊的地方，还对兄弟起誓，他有办法不做卑鄙的人，但毕竟还是会成为卑鄙的人，因为他预感到自己是不会去利用那个办法的，他的意志力不够，性格不坚強。为什么公诉人不相信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那样纯洁、诚恳、不装假、可信服的供词呢？为什么反而要让我去相信钱蔵在地板缝里，乌道尔夫城堡的地窖里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谈话以后，写了那封倒楣的信，而这封信就成了被告抢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证据！‘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钱，别人不肯借，我便杀死父亲，从床褥底下拿走他装在系着玫瑰⾊绸带的信封里的钱，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据说，这简直是完整的谋杀计划，所以杀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公诉人这样说。但是首先，这是醉后气恼中所写的信；其次，他讲关于信封的事根据的还是斯麦尔佳科夫的话，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见过信封，而第三点，写是写了，但究竟是否确已照所写的实行，凭什么来证明呢？被告是不是从枕头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钱没有？究竟这钱存在不存在？再说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抢钱的，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不顾一切地跑去，并不是去抢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这个伤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为实行计划，实行他所写的话才跑去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实行预谋的抢劫，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怀着‮狂疯‬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说：‘话是对的，但不管这样他毕竟跑去杀了人，把钱抢走了。’对啊，最后就正是要问，他究竟杀了没有？对于抢劫的指控我愤慨地断然予以否认，因为既然不能确切指出究竟抢了什么东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抢劫，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杀了没有，没有抢劫而杀了人没有？已经得到证明么？不会也是传奇小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