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琊恶。而托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与巴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信念。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这种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托马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家国的每一条路都属他管,属于他一个人。
“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磨折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估计到?
任何一个生学都能在物理实验室里验证各种科学假设,可一个男子汉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够用实验来测定他是否应当服从“感情(同——感)”
他就带着这些想法打开了他的家门。卡列宁一下跳到他⾝上,舔他的脸以示欢迎。而他想投进特丽莎怀中的欲望(他在苏黎世上车时还想着的),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与她象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冷得直哆嗦。
从占领一开始,俄国的军用机飞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盘旋,托马斯极不习惯这种噪音,无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丽莎⾝边翻来复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他的一件事来。他们谈起她的朋友Z,当时她宣布:“如果我没遇到你的话,我一定会爱上他。”即使在那时,她的话都使他落人一种莫名的忧伤。而现在,他认识到特丽莎爱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过是机缘罢了。除了她与托马斯圆満的爱以外,很可能,还有着若⼲她与其他男人的不圆満的爱。
我们都绝难接受这种观点: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假定我们的爱情只能如此,那么没有它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复如此。我们感到贝多芬,那阴郁和令人敬畏的音乐家在向我们伟大的爱情演奏着:“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常常想起特丽莎对朋友Z的评价,然后得出结论:自己的爱情故事并不说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别样也行”
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了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这个镇子有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闲呆在旅馆餐厅里。其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决定与她结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为她。如此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仅仅系于如此偶然的爱情,而这一爱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的话,也就不存在。那个女人,那个绝对偶然性的化⾝又躺在他⾝边了,深深地呼昅着。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郁时那样,他的胃就跟着开始捣乱。
有那么一两次,她的呼昅变成了沉沉的鼾声。托马斯除了胃的庒迫感与归来后的失望感以外,觉不出一点儿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