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姐小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趣兴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姐小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至8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写代,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国中,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曰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曰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的木屐,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大,蓬松的头发呈灰⾊,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国中以及世界上一些強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強迫国中人昅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曰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国中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奋兴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