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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跟卡普什金公使面见了一次袁世凯后，波戈洛夫斯基发现自己说话越来越有政治腔了。

也许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袁世凯之流多少有点神秘莫测、高不可攀。但波戈洛夫斯基心里却有一张模糊的判决书——模糊的程度取决于他对中国晚晴、民国历史资料的遗忘程度。这些人正在为未来的飞黄腾达不懈地努力着，但其实，他们的是非成败早被历史注定——只要波戈洛夫斯基不施加影响。

但如果他并不袖手旁观呢？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波戈洛夫斯基发现使馆的工作人员对自己变得恭敬起来。他很快学会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礼仪、绅士的习惯、得体的常用语。

如果现在俄国有选举的话，他相信自己十有八九能逐步爬到以前从未敢想的高位。

两天后，他才发现心里除了飘飘然外，多了一份惴惴。当日坎贝尔和梅塔跟他争吵过后，他们的房门再也没有打开。次日他还以为他们心怀不满，又或者外出了——天知道坎贝尔对八大胡同的兴趣是否复燃了呢。但是又过了一天，他们的房门依然敲不开。他问过两位出入准备音乐会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一口咬定没见过他两位朋友外出。

事情越来越不寻常了。

波戈洛夫斯基找了个机会溜到地下层的库房，楼梯口有张办公桌，旁边坐着一个管事的年轻人。他知道眼前这位是公使大人的好友，二话不说就把客房的钥匙给了他。

打开房间后，波戈洛夫斯基发现，象牙白家具的整洁一如这座建筑的风格。

然而，整洁得过头。除了缺少新鲜的花束外，房间里的一切井井有条，他跟坎贝尔同住过一阵子，知道这绝非他的生活作风。波戈洛夫斯基心里一沉，他记得梅塔说过中国军阀曾经闯进过苏联使馆抓人；但仔细琢磨了一下，他立刻甩开了这个念头。

随即他又想起坎贝尔的话，使馆只对你们俄国人是安全的，但他是英国人。

他听到隔壁房门打开了。他连忙走过去，却见公使的秘书匆匆从房里走出来。秘书跟物理学家打照面时，脸上显出一副尴尬的表情，若非长期在外交界训练出的职业素养，他只怕会惊呆当地。波戈洛夫斯基走回自己房内，这里的东西依旧整洁，别说翻查的痕迹，连桌上的灯台都没动过位置。但回想起刚才公使秘书的眼神，他无法想象，秘书是来帮忙整理房间的。在使馆住的这段时间里，仆人连一次都没走进过自己房间。

他满腹狐疑地在房里踱着步，目光从窗户、雕花墙、椅子、灯台、半满的酒瓶、空杯子上一一扫过。他无意中拉了一下灯绳，但不知是灯泡故障还是什么原因，灯没有亮，只是开关发出趴的一声。

弹簧片的声音十分浑浊。波戈洛夫斯基想起苏联时期抓西方间谍的故事，那些充满传奇、智慧和义愤的传说中，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情节——窃听。他立即扭开美国进口的灯泡对着阳光观察了一阵，厚薄不一的灯泡壁折射着彩色的光线，但再无别的异常；他又打开灯台的底座，里头一目了然，连最简单的保护电路都没有。他一拍大腿，这20世纪初的世界，哪有像冷战时代那种微型的窃听器？假如真有窃听器，按当下的电路技术，它至少得有古老的矿石收音机那么大，但环顾四周，房间里并没那般笨重之物。他仔细检查墙上的油画、**的被铺、床底的地板、桌子的抽屉，翻查了大半个钟头，仍没有任何发现。

他坐到壁炉前的椅子上，嘲笑着自己的杯弓蛇影，把皮鞋踏到壁炉边上。

炉壁发出一下空洞的声音。

他好奇地俯下身，把头探入炉内。炉底十分干净，没有碳灰或煤渣。自己房间的炉子也是从不点燃。作为客人他当然不会询问，为何在寒冬中使馆的仆人不来生火。即使公使大人再好客，这样的问题也显得失礼。他伸手在刚才皮鞋触碰的地方轻敲几下，果然，这一片砖壁的声音怪异。他走到抽屉，取出一面镜子，把阳光从窗外反照到炉内，这才看到炉的左侧壁，有一个长方形的缝隙。他右手用力一推，几块砖头竟如一扇窗户般向后打开。炉后是一条像现代通风系统那样的方型通道，但显然波戈洛夫斯基不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之类。

壁炉顶已经有条烟囱了，如果这条方型通道是排烟用的话，它决不会是水平走向的。

如果不是排烟管，它会是什么通道呢？

通道横截面约莫有半米见方，勉强容得下一个成年人。

通道口有个金属盘状的东西，贴着炉壁，向着房内。物理学家这才发现，炉壁上原来布满了细孔，仿佛一个喇叭。

“抱歉让我们尊贵的客人在寒冬中受冷了。”背后传来一把熟悉的声音。

波戈洛夫斯基急忙转过身来，额头猛碰到壁炉顶，留下一条长长的红痕，但他已不觉痛。

卡普什金公使站在房门旁，跟他身后的秘书一样毫无表情。“你不会怪责我们的怠慢吧？”他把拐杖递给秘书，走进房间。

波戈洛夫斯基勉强挤出笑容：“我只是好奇，不知道……不知道这壁炉好不好用。”

“容我们独处一下，先生，请你去协助楼下的人准备晚上的音乐会吧。”公使连头都没回，但秘书退出去时，脸上恭敬如常，仿佛怕公使有后眼似的。公使来在桌边，示意他的新朋友也坐到自己身旁。那份镇静让人佩服。

“祝贺王子寿辰的音乐会？”波戈洛夫斯基问。

“我们每年都会在这天准备一场微型音乐会，表达对殿下和皇室和敬意。”“我相信，一定会很精彩。”波戈洛夫斯基应酬性地答道，他看了壁炉一眼，随口说：“这个壁炉还真是特别。”

公使凝视着对方，许久才说：“伊凡，这就是外交、这就是政治。”

波戈洛夫斯基一直在犹豫应化解眼下的尴尬、还是委婉地询问两位朋友的事情，没想到公使的话如此直率。他叹了口气：“要我说，这就是俄国。”

“我们在万里之外，捍卫着沙皇陛下的利益，哪怕在最细小的事务上都不敢有半点疏忽，”公使真诚地说，“希望你能理解。”

波戈洛夫斯基想起那天跟两位朋友在这个房间的激烈争吵，然后，他瞥了一眼背后那个可容一人藏身的壁炉。

大概，卡普什金已一字不漏地知道他们的对话。

“伊凡，请原谅我们对客人们的好奇。”公使平静地说。“当然，对自己的同胞，我是绝对信任的。”

物理学家立刻捕捉到其言下之意。“大人，我的两个朋友，也是值得信赖的。”

“他们也许是你的朋友，”公使冷笑道，“但你确定你也是他们的朋友吗？”

“我不明白。”

“英国人说得很直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有永远的利益。”

“那是政治家狂妄的独白罢了。”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波戈洛夫斯基一愣。“大人，他们只是两个科学家，并非官方的人。”

“谁能看透一个人的内心呢。即便是你，伊凡，你来使馆前不也只是想寻求个临时庇护所，但现在逐渐成了我们的一份子么？”

“那是我的荣幸。先生，我了解他们，可以百分百确定地说，他们跟英国政府没有任何瓜葛。”

“没有任何事情是百分百确定的。”卡普什金的眼神是那么的深邃。“就像我也不确定苏比列特石油勘探公司的员工名单，有没有缺漏。”

波戈洛夫斯基咽了一口唾沫。“我不是跟你说过么，我已经辞职了。”

“我指的是你‘辞职’前的名单。”卡普什金轻飘飘地说。

波戈洛夫斯基又一次无言以对。

“但是我不怪你，伊凡，换着我是你，我也会找一个听上去合理的身份给自己作掩护。”

“大人，你不是怀疑我也跟沙皇的对手串通吧？”

“恰恰相反，我认为你是忠于陛下的。”卡普什金语调忽然变轻。“至少，是忠于俄国的。”

“这二者是一致的。”物理学家赶紧声称。

“对我来说，是一致的，但对你呢？”卡普什金上身前倾。“效忠的对象是沙皇还是苏维埃？”

卡普什金来到地道的尽头，这里又是一扇厚铁门。

里头传出了人声。

“公使大人。”这是一个使馆卫兵的致敬。

“开门。”

他走了进囚室，看着绑吊在墙上的犯人。“两位先生，”外交家用英语说，“请原谅我们的粗鲁，不过我保证给你们带来的不快会很快停止。”

坎贝尔哈哈大笑时，身上的伤口如刀片刮着。“我们才来了这个鬼地方两个月，居然就进了两次大牢。中国人、俄国人，为什么都看我们不顺眼呢？”

“那是因为无论哪个国度的人都不喜欢不诚实。”卡普什金冷冷地说：“要是苏格兰场在伦敦街头发现来历不明的人，他们也不会坐着什么也不干的。”

“你想要知道的，我们都告诉你了。”梅塔用呜咽的声音说。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到亚洲旅行的天文学家？”卡普什金语带嘲讽。“先生们，你们的顽固已经失去意义了。如果你们不愿意谈过去，那就谈谈未来的世界吧。”

坎贝尔跟梅塔对望一眼，猜想着波戈洛夫斯基提供了什么信息。但坎贝尔立刻想到，暗能量、高维袭击者、核战，每一样都足以让他在这个时代被关进疯人院；而以公使的精明，他只会以为自己在装疯。

卡普什金把两个犯人关在同一个地方，本来只是因为使馆地底只有这么一个囚室，但现在两个犯人相视的眼神，对他来说是个意外收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梅塔说。

“你不知道？”卡普什金颇为意外。“可是你的俄国同事知道。”

梅塔装出一副懵然的样子，

“先从所谓的苏维埃说起吧。”

梅塔倒抽一口凉气，布尔什维克与沙俄政府的关系，甚至比中国南方革命党与清廷更恶劣，后者起码存在谈判的余地。他连忙声明：“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关系。”

“‘布尔什维克’，说得多顺溜啊。”卡普什金冷笑道。“你们那句口号喊得真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打算在十月策划什么？”

“你误会了，大人。”坎贝尔猜到他和梅塔置身于地牢的原因了。“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分子。”

“至少你不能否认，你们为他们的一个基地服务，而且叛乱分子还会接应你们。”卡普什金弹去衣袖上的灰，他准备要去参加音乐会了。作为使馆的主人，每年一度的欢聚时光，他可不想迟到。“我从来不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

看来，这个自作聪明的贵族认定自己和梅塔跟布尔什维克有勾搭，甚至参与策划在十月发动叛乱。公使怎么知道“十月革命”的？坎贝尔心念飞转。有太多环节一时想不明，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公使需要口供、需要信息、需要细节。将叛乱消灭于无形，有这样的功劳，至少能让他调回圣彼得堡，在外交部担任更高的职务罢。“大人，你来地牢，到底想得到什么？”坎贝尔想套出卡普什金的话。

“你以为，是我想来到这个昏暗的地牢么？”“什么？”坎贝尔不明所以。

“是上帝。他教导我们，即使面对最坏的敌人，都要留给他们赎罪的机会。”卡普什金一脸真诚地说。

是的，坎贝尔用瞄了一眼旁边那红着眼的俄国壮汉。如果每一鞭就是一次机会的话，那么公使确实给了他们不止七十个七次的宽恕。

卡普什金走出囚室的时候，向壮汉做了一个捏喉的手势。

壮汉点点头，双手紧握着的皮鞭，化成一条坚韧的箍索。

感谢这位英国人放弃了最后坦白的机会。他良心已安，他日向把守天堂大门的圣彼得也可以交差了。

一切都是为了他所效忠的那个美丽的国度。

两个跟布尔什维克有染的英国人，那将会令俄国在外交上多被动啊。

当卡普什金拉开地下一层的铁闸时，眼前赫然多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

“伊凡？”公使叫了起来，望向守在外面的小伙子，只见他趴在桌上。桌面有一个倾翻的酒杯，浓郁的酒气飘来，当中隐约还有种曼陀罗花的气味。“王子的寿诞啊，大家都放松了。使馆的伏特加不够纯吧？”他摇着头，好像为年轻人犯下轻微的过错感到既惋惜又可笑。“我曾听说，毒药、刀子和绳套是革命的圣物。”

“我绝不会向同胞下毒，那只是蒙汗药。我曾听同事说过，八大胡同里有卖的。”

“我多么希望，你说‘同事’的时候，指的是我们使馆里的人。”

楼上忽然传来了一阵小提琴的声音，是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曲子。旋律全无小提琴常有的那种哀怨色调，倒是充满了欢快和昂扬。

“你可以这么看，大人，”波戈洛夫斯基说，“我有两班不同的同事，我对他们同样尊敬和热爱。”

“我对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和斯克里亚宾也同样如此。”卡普什金淡然道。“只是不会在他们音乐会上当面告诉他们。”

“我认为既然要共谋大事，应该彼此绝对坦诚。”

“我很高兴你会这么说，朋友。但沙皇的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分子没有共存的可能。”

波戈洛夫斯基一时没法解释清楚个中的误会。“那，我能以朋友的名义、提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吗？”

“与小提琴演奏中的错音相比，我更讨厌朋友之间存在遮遮掩掩、言不由衷的套路。”

波戈洛夫斯基盯着这位外交家的脸，一时不知是否应相信其凿凿之言。“好，请你务必告诉我。我的两位同事身在何方？”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

“果然在地下室？”波戈洛夫斯基沉住气问。

“没错，因为我觉察到他们的危险性，不得不如此处置。”

“你要我怎么说才肯相信，他们绝不会危害俄国的利益的。”

“坦率地说，伊凡，我认为你是个误入歧途的好人。我甚至相信，你没有误入布尔什维克的歧途。”波戈洛夫斯基明白无法劝服这位同胞，他快速地观察了一下四周，使馆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一楼大堂，围着刚到的弦乐队转。此处除了看守地下通道的小伙子外，别无他人；不过那小伙子正在伏特加——毋宁干脆说是蒙汗药——的作用下，时机恰当地歇息着。

卡普什金老到地察觉那位比他高了一个头的物理学家的意图，他掂量了一下，看来时间也差不多了。“当然，如果能保证他们确实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我可以让你送他们走。”

波戈洛夫斯基本已冒汗的手心忽地一松：“那可……太谢谢你了。”

“也许你不应该错过这场音乐会，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师从奥尔的。”卡普什金走出地道口时，回头笑了笑。“在接下来的繁忙之前，你需要放松一下。”

波戈洛夫斯基冲进地道，迎接他的是土黄的光线、沉重的铁闸，和一个刚从铁闸后走出来的壮汉。

寒冬之中，壮汉上身却只有一件单衣，下身穿着使馆卫兵的军裤。他用一块干布擦拭着手指。当波戈洛夫斯基经过他时，还能感到其散发的热气蒸腾着，当中还夹着一丝血腥。他径直走向铁闸，壮汉也不阻拦，只是漠然地看着他。

昏暗之中，两位同事仍被吊绑着。“你们还好吧？”波戈洛夫斯基冲到坎贝尔身旁。

没有回答。

波戈洛夫斯基这才发现英国人的头歪到一侧，颈上留着一道长长的血红勒痕。

再看梅塔，他脖子上的勒痕更深更粗，大概是因为他力气更大，挣扎得更厉害。

“这两个威胁已经解除了。”身后传来了壮汉低沉的嗓音。

微弱的光线下，壮汉像警惕的猫一样双眼发亮。

难怪卡普什金刚才会说：“如果能保证他们确实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我可以让你送他们走。”

波戈洛夫斯基的脚踝像被绑上一对铜锤。

他吃力地走回一楼。

地下通道入口那位小伙子已被移走，倾洒的伏特加也被擦干净。

弦乐队的演奏已经开始。曲调昂扬。

他刚走到大厅，最后一个音符刚好奏完。

喝彩和掌声此起彼伏。音乐家们抖动着燕尾服，向热情的观众还礼。

公使走上前，向他们一一致谢。

外交家的本能，让卡普什金在一片赞美、钦佩、尊敬、快乐的眼光中，发现了唯一的异样。那是脸无血色的物理学家。卡普什金回头低声跟秘书交代两句。

今天的应酬结束于与袁家大公子亲切的握手，卡普什金亲自将他们送出东交民巷才折返。

他走上二楼，来到客房。门前多了一个卫兵守候着。

“伊凡，我希望你能理解。”卡普什金脸上保持的和蔼笑容，跟中国仆人给老爷磕头一样是本能。“一切都是为了沙皇和伟大的俄国。”“我能理解。”波戈洛夫斯基淡淡地说。

卡普什金的笑容还有另一个用处，掩盖他对别人不怀好意的观察。他对物理学家的反应感到意外，说实话，如果后者痛斥他一顿，反而让他觉得轻松些——不是良心上，而是理智上。“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而这事，有他们两个在，不大方便。”

“我明白，大人。”

卡普什金实在拿不准物理学家的前倨后恭，不过既然后者已经在自己掌握之中，他不想浪费时间。“我字斟句酌地分析过你们的对话。所以，有两件事，我是可以确定的，第一是你对俄国的忠诚；第二，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分子。”

愤怒和鄙视在波戈洛夫斯基的眼光中一闪而过。“两者都错，而且错得离谱。”他默念道。

“但，第一点，你需要证明。”公使说。

“我愿意听从你的吩咐。”

“你既然跟布尔什维克相熟，我想请你向他们传递一些消息。”

波戈洛夫斯基终于明白卡普什金先前那话的含义：“对革命的叛变，不正是对君主的忠诚？”

他想疯狂地大笑，为这个可怕的误会。

“愿意为您效劳。”他谦恭地说。

他要活着，要争取时间和机会，完成他的使命。

“我要跟圣彼得堡请示下，很快我会再来找你的。”卡普什金走了。木地板上的脚步声很快消失。

房间里安静得像坟墓一样。

也许说，像地下室的囚牢一样，更恰当些。

波戈洛夫斯基看着雕花木墙围，想象着门外的看守正站在什么位置。他捧起一张厚实的棉被来到壁炉边，正想把被子铺向炉壁上那堆隐蔽的透声孔。忽然，他觉得房间里的电灯眨了一下。他抬头一望，却见灯座上明显有一道划痕和一小块翘起的地方。

他登时愣住了。

失望、愤怒、惊恐、懊悔，各种感觉纷至沓来。

无论为了沙皇、为了俄国，还是为了飞速膨胀的野心，卡普什金公使都没理由不收紧对自己的监视。房间里头势必加装了一堆窃听装置，虽然20世纪初的特工手段还十分粗糙，但公使没必要在乎。一个已被软禁的囚犯，即便发现了这一切，除了发发牢骚，还能怎地？

波戈洛夫斯基冷冷扫视四周。

房间内每一个纹饰、每一根电线、每一个挂钩似乎都带着一双耳朵。

甚至眼睛。

他把被子放回**，脱下衣服，关上窗帘，拉绳熄灯。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这个时代，监控红外灯尚未发明。他确信，即便有人从某个罅隙里偷窥，也不会看见自己的行动。他慢慢趴在地上，爬到床底，身体放得比一只猫还软，唯恐在木地板上发出一点声响。

终于，他摸到了那个木箱。

触碰到木箱中冰冷的金属时，波戈洛夫斯基第一次觉得上帝站在自己身旁。他已经摸到了左右并列的两个按键，左边是定位按钮，右边是对讲键。

他多么想按下右边的按钮，向遥远的基地报告他的遭遇，请求他们提供协助。

然而，在这寂静之夜，只要任何一个窃听器捕捉到可疑的说话声，恐怕走廊上那卫兵就会破门而入。到时，这个四维定位器势必会暴露。

他的手指移往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