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的遗体,自古以来主要用途是用于医学院学生的解剖实习。
为了表示对逝者的敬意,解剖前,所有人都要默哀。遗体使用完毕,还必须妥善处理。一般是火化。为此各国都有详细的法律规定。
后来克隆人出现了。
克隆人刚出现时,整个社会一片乱像。几乎所有大学、医院、有实力的私人机构都在搞克隆人研究。克隆人诞生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也是人,也有基本人权,比如生存权,他们的地位仅仅相当于小狗、小猫。他们得了病也没有得到充分救治,那些年克隆人死亡率很高。死亡的克隆人基本都上了医学院的解剖台。
再后来,出现了“争取克隆人法律地位”的运动,经过若干年斗争,国际社会终于认可了克隆人的地位,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克隆人公约》。这个公约主要内容有两条:第一没有法律授权不得开展克隆人工作;第二克隆人自胚胎发育开始,拥有和自然人同等权利。
也就是说自那以后不能随意开展克隆人研究,克隆人生病了就得花钱给治,不明原因死亡还会被追究刑责。
自此,克隆人研究热降温了。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医学院校又开始短缺解剖尸体。
于是,各种劝捐遗体的组织就出现了。
回光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杜克见到了最初的报案人之一的杨霞女士。她父亲著名物理学家杨杰的遗体就是捐献给了回光公司。
望着深处悲痛中的杨女士,杜克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两个问题:当初为什么选择捐给回光,捐给红十字会不是更简单吗?怎么发现出了问题?
杨女士说关于第一个问题,纯粹是对方善于游说,她轻信了而已。
杜克问是哪句话打动了她?
杨女士说:“对方说你难道希望自己父亲的遗体像一块猪肉一样在案板任人切割吗?他说的对,无论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后上解剖台的情形就是如此。他又说他能给我父亲生前一样的尊重。”
“怎样的一种尊重?”杜克追问。
“他不肯透露,他说这是捐献协议的一部分——我不能知道具体去处和用途!”
杜克心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既然他没有让你父亲上解剖台,根据协议你也不知道你父亲遗体的去向,那你又是如何知道遗体丢失的?”
杨霞沉默片刻,突然问:“你是无神论者吗?”
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把杜克也吓了一跳:“以前是,现在不确定。”他老实回答。
“这些天我总是做同样一个梦,梦见我父亲没死,而且他极力想告诉我什么。”
“他想告诉你什么?”
“很奇怪,他好像是说他待在水里,很拥挤,很热,像是洗桑拿,他不喜欢他待的地方!”“开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梦反反复复出现,这非常困扰我!”杨霞说。
“我就告诉了我的老母亲,让我震惊的是我母亲和我做了同一个梦,我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对此无法解释。我母亲说古代中国有托梦之说,一定是我父亲托梦给我们,他希望我们去做些事情。那么究竟让我们做什么?那就需要解梦人。我所知道的梦的解析,都是源自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需要找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他们寻找的是人潜意识的本质。而我母亲却把我带到了开元道观,请志清道长解的梦。志清道长八十多岁高龄,须发皆白,穿一件灰色道袍。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都是道观里的小道士代他问话。我和我母亲讲了我们的梦后,志清道长仍是一言不发,而是提笔写了两句:浑水池里,白云山中。”
“什么意思?”杜克问。
“这也是我们问的,但是志清道长写完后就避而不见了。而那个传话的小道士解释的一句话是:我们寻人之所在。更多的信息他也不知道。我和我母亲就各种分析,我们罗列出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当然也是我们最愿意相信的,就是我父亲并没有死。毕竟我们捐献父亲遗体时,他只是处于濒死状态,之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见他被火化,也没有看见他被送上解剖台。志清道长写的两句话,就是他现在待的地方。当然,退一万步讲,即使我父亲真的死了,也没什么,那志清道长说的就是我父亲的墓地,至少我们知道了他的安身之处。”
“所以,现在关键是找回光公司?”杜克说。
“是的。”
“结果回光公司拒绝回应?”杜克猜到。
“是的,他们拿出了以前和我签的协议,说根据协议我无权过问他们对遗体的处理。”
“后来呢?”
“我当时真的很无助。后来我想到,既然这份协议成了他们的挡箭牌,那我只有想办法推翻这份协议。于是,我找了位有经验的律师。律师仔细看了我的协议说根据协议,回光公司必须明确告诉我遗体的用途,关键就在明确二字。我现在明确吗?我不明确。所以,律师出面要求回光公司说明遗体的用途。回光公司第一次回复简短而敷衍,就两个字:解剖。律师就回了封律师函:根据法律规定,接受遗体捐献一方,必须明确说明遗体的用途。既然贵公司说是用于解剖,请写明时间以及实施解剖的单位。这次回光公司隔了一段时间才回复,理由是查数据库。最后写的单位是科技大学临床医学院。”
“那么你们又去科技大学查了?”杜克追问。
“问题就在这,临床学院说每年他们接受几百具尸体用于科研教学,用后就火化。他们眼里尸体就是尸体,没有姓名、种族、职业等等这些活人的属性,也就是他们根本无从知道这个尸体活着时是谁是干什么的。我父亲的遗体可能来过这,用后就火化了,或者根本就没来过。究竟来没来过,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根本无从查起。”“那后来报警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就分析啊,先假定我父亲没有死,回光公司因为某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隐瞒真相,那么他们必须篡改给医院的尸体记录,也就是我现在遇到的情况,记录上说送来了,但医院不会查对尸源的真实信息,用后就火化,所有证据都没了。回光公司非常了解这个工作机制,就大胆这么干了。那么这里有什么漏洞?我日思夜想,终于想到一个核心问题——”
“数量!”杜克脱口而出。
“对,数量!简单说假定临床医学院每年接收五百具尸体,回光公司虚增一个变成五百零一具,数字好改,但是送上解剖台的尸体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不多一个也不能少。临床医学院每年开设多少堂解剖课,各实验室要领多少具尸体都是有案可查的,如果作假参与人太多环节太多,几无可能。”
“这有个明显漏洞,交接尸体回光公司和医学院双方都要签字,账上有而实际没有,这字医学院怎么签?”杜克反问。
“您是警察,您自然能推测到症结所在,所以是医学院报警了啊!”
“我明白了,医学院负责签字接收的人和回光公司是一伙的!”